声明：本文基于历史资料与口述采访改编创作，涉及宗教历史与人文议题，仅供参考，请理性对待，切勿盲从或过度解读。

“先生，这些安排不是我需要的！”

1973 年 9 月 15 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内，81 岁的美国退役四星上将范佛里特，抬手打断中方接待人员的行程介绍，语气坚定得不容置疑。

遭中方以“军务繁忙” 婉拒后，范佛里特又抛出更离奇要求……

01

1973 年 9 月 15 日北京。

钓鱼台国宾馆7 号楼会客厅内，阳光透过玻璃窗在地面形成方形光斑。

室内摆放四把藤木扶手椅，中央茶几上放着搪瓷茶杯与茶叶罐，空气中有茶叶与木质家具的混合气味。

墙上挂着的机械挂钟，每分钟会发出“咔嗒” 声，此时指针指向上午九点十五分。

詹姆斯・阿尔沃德・范佛里特上将八十一岁，退役美国四星上将，坐在北侧椅子上。

他穿着深褐色中山装（中方赠送），袖口挽至小臂，双手放在膝盖上，目光依次扫过墙角的竹制书架与墙上的《延安宝塔山》版画。

1951 年 8 月范佛里特接任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主导朝鲜半岛中部战线作战。

他推行的“火力压制战术” 要求单场战役弹药投放量达到美军标准的 5.5 倍，该战术被军事文献称为 “范佛里特弹药量”。

1952 年 6 月的夏季防御战役中，美军投入炮弹 260 万发、航弹 6500 余枚，试图突破志愿军中线防线，未达成目标。

此战中志愿军第39 军依托野战工事，以伤亡 4800 余人的代价坚守阵地，歼灭美军及南朝鲜军 1.1 万余人。

范佛里特的三子，陆军少尉托马斯・范佛里特，1953 年 2 月在板门店附近执行巡逻任务时，被志愿军侦察部队俘虏，1953 年 7 月停战协议签署后释放，回国后因伤退役，1970 年因并发症去世。

此后每年2 月，范佛里特都会前往退伍军人医院探望与儿子同期被俘的士兵。

1973 年美国 “中美民间友好协会” 发起 “军事历史交流项目”，范佛里特以项目顾问身份访华，成为尼克松访华后第二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朝鲜战争退役将领（首位为约翰・赫尔将军）。

负责接待的是外交部美大司参谋兼总参谋部外事局干事陈明，四十九岁曾参与1955 年万隆会议翻译辅助工作，熟悉美军后勤体系。

“将军，我方已安排 9 月 18 日参观居庸关长城，19 日考察北京第二机床厂。该厂 1973 年三季度生产铣床 18 台、钻床 12 台，其中‘X6132 型’铣床加工误差控制在 0.02 毫米内，可用于机床配件生产。” 陈明说道。

范佛里特抬手打断：“先生，这些安排不是我需要的。”

他身体前倾：“我要见一位中国军方将领。”

陈明问道：“您希望会见哪位将领？”

范佛里特从随身背包取出一个黑色文件夹，文件夹边缘有金属包边。

他打开文件夹取出一份文件放在茶几上：“韩先楚。我要见韩先楚将军。”

陈明拿起文件，封面标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 军朝鲜战场防御战术评估》，签发单位为美国陆军军事学院，落款日期 1961 年 4 月，文件内页有多处红色铅笔勾画痕迹。

韩先楚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1973 年 5 月从兰州军区调任，此时正负责东南沿海岛屿守备部队整编，该区域为当时全军战备重点区域。

范佛里特补充：“美国陆军战争学院 1965 年出版的《有限战争防御战术》一书，将韩先楚指挥的马良山战役列为‘劣势装备防御作战典型案例’。我研究这份文件十二年，需要当面确认战术部署的核心逻辑。”

陈明手指在文件封面轻敲，未立即回应。

他清楚现役大军区司令员与前敌方将领会面，需经中央军委审批，且可能涉及沿海防务机密，必须按流程上报。

02

范佛里特的请求经外交部与总参谋部整理后，以专题报告形式于9 月 16 日凌晨送达中南海。

周恩来总理在西花厅主持会议，参会人员包括外交部部长姬鹏飞、总参谋长叶剑英、国防部副部长粟裕等。

会议记录显示，周恩来总理指出：“范佛里特此次访华正值中美贸易接触初期，美方可能借军事交流试探我方对西方装备的态度，需防范其通过与韩先楚会面，获取我军战术指挥特点的信息。”

档案记载韩先楚1913 年 2 月生于湖北红安县二程区田李家村，1928 年加入农民赤卫队，1930 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长征期间参与湘江战役、娄山关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 师 343 旅 686 团副团长，参与午城井沟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第四野战军第13 兵团副司令员，1949 年 10 月指挥衡宝战役，率部歼灭国民党军第 7 军主力。

朝鲜战争期间任志愿军第40 军军长，指挥部队参与第二次战役中的价川阻击战，击溃美军第 25 师一部。

中央经过七小时会商，于9 月 16 日 15 时形成答复：韩先楚将军需主持福州军区守备部队武器换装工作，无法赴京会面。

陈明于当日16 时 40 分向范佛里特转达结果。

范佛里特沉默约四分钟，手指在背包表面轻划：“既然见不到韩将军，我请求去他的家乡看看。”

陈明确认：“您指的是湖北省红安县？”

范佛里特点头：“我从美国国会图书馆资料查到，红安县 1927 年至 1949 年间，共走出 143 位团级以上军官，其中军级以上军官 32 人，这一比例在全球军事史上罕见。我需要了解当地地理环境与历史背景，分析将领群体产生的原因。”

陈明回应：“我方将协调湖北省外事办与红安县政府，落实行程。”

1973 年 9 月 19 日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下发批复，同意范佛里特前往红安县访问，明确行程避开军事设施，由外交部联络官与红安县革委会工作人员陪同，禁止接触当地驻军。

03

1973 年 9 月 20 日范佛里特乘坐北京至汉口的 17 次特快列车南下，同行者包括外交部联络官赵刚、翻译刘敏及两名安保人员。

列车软卧包厢内，范佛里特多数时间阅读文件，其中包括《韩先楚防御战术分析》，该书为美国陆军军事学院1969 年内部出版物，封面印有 “内部参考” 字样，扉页有范佛里特用英文写的 “关键案例” 标注。

9 月 21 日上午列车行驶至湖北孝感段时，范佛里特向赵刚提问：“韩先楚指挥衡宝战役时，如何解决部队机动中的补给问题？”

赵刚回答：“1949 年 10 月 5 日，韩先楚率第 40 军 3.2 万人，从湖南衡阳向宝庆推进。为解决补给，部队组建‘随军补给队’，配备马车 120 辆、挑夫 800 人，携带大米 50 万斤、压缩饼干 30 万盒。同时与沿途村镇建立‘临时补给点’，由地方政府协助筹集粮食，确保每日人均补给 1.2 斤粮食。”

范佛里特追问：“面对国民党军的机动防御，如何突破其防线？”

赵刚回应：“部队选拔 500 名熟悉地形的战士组成‘侦察分队’，提前渗透至敌方防线后侧，破坏交通线与通讯设施。主力部队采用‘梯次进攻’战术，分三波次冲击敌方阵地，同时组织‘迂回部队’绕至敌方侧翼，形成合围。此战共突破五道防线，我方伤亡 960 余人，歼灭国民党军 2.8 万人。”

范佛里特合上文件，放入背包，视线转向窗外的稻田。

9 月 21 日 18 时 40 分，列车抵达汉口站。9 月 22 日清晨，一行人换乘两辆嘎斯 69 吉普车前往红安县，全程 130 公里，其中武汉至红安县城段为碎石路，县城至二程区为土路，因前夜降雨，部分路段积水 18 厘米，全程行驶 5 小时 40 分钟。

汽车于当日12 时 20 分在红安县二程区公社门前停下，前方通往田李家村的道路宽 1.8 米，吉普车无法通行。

范佛里特走下车，双脚踩在泥土中。

据红安县档案馆1973 年数据，该县总面积 1780 平方公里，山地占比 70%，耕地面积 45 万亩，总人口 41.9 万人，农业人口 38.5 万人，当年粮食总产量 13.9 万吨，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78 元。

现场可见农民穿着打补丁的棉布衣物，使用犁、耙等农具耕作，田间种植水稻、玉米，部分地块种植豆类。

远处丘陵海拔250 至 400 米，植被以松树、杉树为主，间杂野生山楂树。

赵刚指向西南方向的村落：“将军，那里是田李家村，韩先楚将军的出生地。”

范佛里特步行前往村落，皮鞋沾满泥土。

村内房屋多为土坯墙，屋顶覆盖茅草或陶瓦，部分房屋墙体有雨水冲刷的痕迹。

村内有一口方形水井，井口用青石板铺砌，边长1.2 米村民使用木桶取水，井旁石碑显示该井开凿于清乾隆年间，为全村 580 余人的饮用水源。

村北头有一间土坯教室，建筑面积60 平方米，内有 45 名学生，分两个年级，配备 1 名民办教师，教授语文、数学课程。

13 时 40 分范佛里特到达韩先楚故居。

该建筑为两开间土坯房，建筑面积55 平方米，东侧房间为韩先楚童年居住处，西侧房间用于存放农具，屋檐下挂着两串玉米与一串大蒜。

范佛里特站在故居门前，伸手触摸土墙，指尖感受到泥土的硬度。

此时一位提着竹篮的老人从屋内走出，名为韩德山七十一岁，是韩先楚的远房叔父，受村公社委托看管故居。

刘敏向韩德山介绍：“这位是美国客人范佛里特先生，来参观韩先楚将军的旧居。”

韩德山放下竹篮打量范佛里特，咧嘴笑了笑，用红安方言说道：“俺们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靠那山吃饭。山里头，硬得很。人啊，也跟那山一样，骨头硬。”

范佛里特通过翻译听懂了这句话。

他猛地一震，仿佛一道闪电击中了他的大脑。

他再次回头望向那连绵不绝的群山，望向这片贫瘠却充满生机的土地，望向那些在田埂上劳作的沉默的农民。

他似乎开始明白了什么……

范佛里特站在韩先楚故居前，手指仍贴在土墙上，泥土的颗粒感透过指尖传来。

他转头看向韩德山眉头微蹙，用英语向翻译刘敏提问：“老人家说的‘骨头硬’，具体指什么？是指这里的人性格坚韧吗？”

刘敏将问题转达给韩德山后老人蹲下身，从地上抓起一把泥土，捏了捏说：“这土硬，种庄稼得费力气；山也硬，修路得凿石头。俺们祖辈都在这硬地方过日子，遇到难事不低头，这就是骨头硬。”

韩德山边说边指了指村外的山坡，“当年红军来的时候，俺们村好多年轻人跟着走，打反动派、打鬼子，没一个怕的，都是硬骨头。”

范佛里特点点头让刘敏追问：“韩先楚将军小时候，也是这样的生活吗？”

“那可不，” 韩德山放下泥土，拍了拍手，“先楚小时候家里穷，跟着爹娘种几亩薄田，十来岁就帮着放牛、砍柴。有一次，地主家的狗追着他咬，他拿起柴刀就跟狗对峙，最后把狗赶跑了。那时候俺就觉得，这娃子骨头硬，将来准有出息。”

范佛里特从背包里取出笔记本，用钢笔快速记录着又问：“村里像韩先楚将军这样参军的人多吗？”

韩德山站起身，指向村里的方向：“多着呢！1927 年黄麻起义的时候，俺们村就有二十多个年轻人跟着闹革命。后来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村里出去的人少说也有五十个，好多都没回来。先楚能活着当将军，是他命大，也是他能打，不怕死。”

此时村革委会工作人员带着一位中年妇女走了过来，介绍说：“范佛里特先生，这是韩先楚将军的远房侄女韩桂兰，她小时候常去将军家串门，知道不少将军的事。”

韩桂兰穿着蓝色土布上衣，手里拿着一个补丁摞补丁的布包，她打开布包取出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这是俺小时候跟先楚叔的合影，那时候他回家探亲，还教俺们村里的孩子认字、练拳脚。他总说，不管是读书还是打仗，都得有股子硬气，不能让人欺负。”

范佛里特接过照片，仔细看着。

照片上年轻的韩先楚穿着军装，面带笑容，身边围着几个孩子，背景是韩先楚故居的土坯房。

他问韩桂兰：“韩先楚将军教你们练拳脚，是为了让你们防身吗？”

“不光是防身，” 韩桂兰说，“他还跟俺们讲红军的故事，说只有国家强大了，老百姓才能不受欺负。他还教俺们唱红军歌，说唱歌能提士气，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有士气，就能克服。”

范佛里特让刘敏把照片内容记录下来又问：“韩先楚将军离开家乡后，还常回来吗？”

韩桂兰摇摇头：“他忙啊，建国后就回来过两次。第一次是 1952 年，他刚从朝鲜战场回来，身上还有伤，就来看望村里的老人。第二次是 1960 年，那时候村里闹饥荒，他带来了粮食和药品，还跟村干部一起商量怎么搞生产，让老百姓能吃饱饭。”

听完韩桂兰的话，范佛里特沉默了片刻，对赵刚说：“我想看看村里的红军旧址，还有那些参军村民的家属住处。”

赵刚与村革委会工作人员沟通后，带着范佛里特前往村东头的红军旧址。

旧址是一间破旧的土坯房，墙上还残留着当年红军写的标语“打土豪、分田地”。

工作人员介绍说：“这里是当年红军的联络点，韩先楚将军年轻时就曾在这里帮红军传递情报。”

范佛里特走进屋内，仔细观察着墙上的标语，用手触摸着斑驳的墙面。

他问工作人员：“当年红军在这里活动的时候，老百姓都是怎么支持的？”

工作人员回答：“老百姓把家里的粮食、衣物都拿出来给红军，还帮红军站岗放哨、传递消息。有一次国民党军来搜捕红军，老百姓把红军藏在自家的地窖里，自己冒着危险跟国民党军周旋，最后把红军安全送走了。”

随后范佛里特又走访了几户参军村民的家属。

在村民韩德胜家，韩德胜的妻子拿出丈夫的军功章，哽咽着说：“俺家德胜 1930 年参军，1948 年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他生前总说跟着红军干革命，值！就算死了，也不后悔。”

范佛里特看着军功章，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人民功臣” 四个字依然清晰。他对韩德胜的妻子说：“你的丈夫是英雄，我向他致敬。”

下午四点范佛里特结束了在田李家村的走访，准备返回红安县城。

离开前他再次来到韩先楚故居前，看着那间土坯房，对赵刚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韩先楚将军能在朝鲜战场打赢仗。他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骨子里就带着坚韧和勇敢，这种精神影响着他的每一次指挥。”

赵刚点点头：“红安是革命老区，这里的老百姓都有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正是这种精神，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将领，也支撑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取得胜利。”

范佛里特回到红安县城后，当晚在招待所整理白天的笔记。

他在笔记本上写道：“红安这片土地，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没有优越的生活条件，但这里的人有着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坚韧、勇敢、爱国。韩先楚将军的战术指挥，不仅是军事策略的胜利，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美军在朝鲜战场的失败，不仅仅是战术上的失误，更是低估了志愿军的精神力量。”

9 月 23 日上午范佛里特前往红安县革命纪念馆参观。

纪念馆内陈列着大量革命文物，包括红军使用过的武器、军装、文件等。

在韩先楚将军的展区，展示着他在不同时期的照片、军功章以及指挥过的战役地图。

讲解员介绍说：“韩先楚将军一生指挥过无数次战役，每一次战役都体现出他果断、勇敢的指挥风格。在朝鲜战争中，他率领第 40 军首战温井，击溃美军第 24 师一部，为志愿军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第二次战役中，他指挥部队在价川阻击战中，顶住了美军的猛烈进攻，为志愿军主力部队的迂回包抄争取了时间。”

范佛里特站在价川阻击战的地图前，仔细看着地图上的兵力部署和进攻路线，向讲解员提问：“韩先楚将军在价川阻击战中，面对美军的优势火力，是如何安排防御工事的？”

讲解员回答：“韩先楚将军根据地形特点，命令部队构筑了多层次的防御工事，包括战壕、掩体、坑道等。他还要求部队充分利用地形优势，采取游击战术，不断袭扰美军，消耗美军的兵力和弹药。同时，他注重部队的士气培养，经常到前线看望士兵，鼓励他们坚守阵地。”

范佛里特点头表示赞同，又问：“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志愿军是如何保障补给的？”

讲解员说：“志愿军的补给主要依靠后方运输和当地老百姓的支援。在价川阻击战中，当地的朝鲜老百姓主动帮助志愿军运送粮食和弹药，有的老百姓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美军的封锁线，把补给送到前线士兵手中。正是这种军民同心的精神，让志愿军在艰苦的条件下依然能够坚守阵地。”

参观结束后，范佛里特在纪念馆的留言簿上写下：“红安的革命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这里的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爱国、坚韧、勇敢的精神。韩先楚将军是这种精神的杰出代表，他的军事智慧和指挥艺术，值得每一位军人学习。通过这次红安之行，我对朝鲜战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对中国人民有了新的敬意。”

9 月 24 日范佛里特结束了在红安县的访问，乘坐列车返回北京。

在列车上他再次翻阅《韩先楚防御战术分析》，书中的内容与他在红安的所见所感相互印证。

他意识到志愿军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战术的胜利，更是精神力量的胜利。

这种精神力量来源于中国人民对国家的热爱，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在艰苦环境中磨砺出的坚韧意志。

回到北京后，范佛里特在中美军事历史交流项目的总结会上，分享了他的红安之行。

他说：“我原本以为，通过研究军事文件就能理解韩先楚将军的战术指挥，但直到我去了红安，见到了那里的人民，听到了他们的故事，我才真正明白，志愿军的胜利背后，是无数中国人民的支持和奉献，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撑。这种精神力量，是任何先进武器都无法战胜的。”

此后，范佛里特将他的红安之行经历和对朝鲜战争的思考，整理成了一份报告，提交给美国陆军军事学院。

报告中他详细分析了红安精神对志愿军战术的影响，指出美军在未来的战争中，不仅要注重军事技术的发展，更要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

他还建议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军事文化交流，增进两国军人之间的理解和尊重。

1975 年范佛里特在接受美国《军事历史》杂志采访时，再次提到了他的红安之行。

他说：“红安是一个让我难忘的地方，那里的人民和历史，改变了我对战争的认知。我始终认为，朝鲜战争让我们明白，战争的胜负不仅仅取决于武器装备的优劣，更取决于人心向背和精神力量的强弱。红安精神，值得全世界军人学习和借鉴。”

范佛里特的红安之行，不仅让他找到了困扰自己十二年的答案，也为中美军事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

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世人，只有深入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人民，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和精神内涵。

而红安这片孕育了无数英雄的土地，也因为范佛里特的访问，让更多人了解到了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和中国人民的坚韧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