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四支队支队长与政委高敬亭因不愿离开大别山根据地，违背了部队进军皖东的指令。新四军军长叶挺介入此事，最终决定处决高敬亭。在未获得军部与中央的正式批准之前，他直接将报告发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接到电报后欣喜若狂，鉴于高敬亭曾是国民党悬赏十万亦未能捕获的红军将领，此番正是除之良机，便立刻予以批准。然而，高敬亭被处决仅三小时后，延安的电报便紧接着传来：刀下留人！

此章节虽篇幅不长，却剧情曲折，令人对高敬亭的离世心生哀叹。那么，历史真相是否果真如该章节所描绘？高敬亭遇害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我们不甚了解的隐情？他是否真的是无辜受害者？

鉴于部分历史资料尚未对外公开，我们只能依托目前能够查阅到的资料，尽可能还原高敬亭案件的历史真相。

高敬亭其人

高敬亭，一位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由中共精心培养的高级干部，曾担任中共鄂豫皖分局常委、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以及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重要职务。然而，自1939年6月高敬亭不幸被处决，直至1977年4月得以平反，长达38年的时间里，他的形象始终笼罩在否定的阴影之下。受此案影响，红二十八军与四支队亦长期未能获得应有的宣传与赞誉。

高敬亭，原名高志员，于1907年8月诞生于河南省光山县董店乡（现属新县）的一户贫寒农家。幼年因家境贫寒，未能接受正规教育。自十几岁起，便投身于地主家“扛活”的行列。农闲时节，他跟随一位亲戚学习杀猪技艺，由此成为一方闻名的杀猪高手。黄麻起义的烽火燃起，革命思想的春风吹拂，高敬亭毅然投身于鄂豫皖根据地创建的革命浪潮。他加入红军，并于1929年3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5月，张国焘抵达鄂豫皖边区，对高敬亭的才华与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进而将他破格提拔至根据地党政军最高领导层。自此，高敬亭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鄂豫皖苏维埃粮食委员、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红25军政治部主任、豫东南道委书记、皖西北道委书记、红28军政委等要职，肩负重任，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

一、坚守鄂豫皖红旗

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十五军分别于1932年及1934年撤离根据地后，高敬亭同志肩负起我党在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领导重任。在远离上级党组织的情况下，他毅然决然地着手重建红二十八军，并亲率红军与游击队。他紧密依靠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辗转于鄂豫皖三省的45个县，独立自主地领导并坚持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在这期间，他还巧妙地掩护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

二、保存了我党红军武装

1935年伊始，红二十八军正式组建，成员仅有1300余人。高敬亭精心挑选部队中的骨干力量，分派至各县域，以此完善并壮大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便衣队组织。面对国民党梁冠英第二十五路军、刘镇华第十一路军、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第六十七军，以及鄂豫皖三省保安团等数倍于我的强大敌人，红二十八军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虽然时常遭受损失，却总能不断补充兵力。至1937年9月，仍有1500余名红军和便衣队员下山改编，成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的中坚力量。

三、丰富了红军游击战略战术

历经三年游击战，高敬亭与红二十八军全体指战员紧密协作，根据战场实际，提炼出诸多契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游击战术。诸如“敌情清晰时主动出击，地形优越时积极作战，战果丰硕时果断进攻，伤亡轻微时持续战斗；反之则采取守势”的作战信条；“拖垮敌二十五路军，适时打击敌十一路军与东北军，向保安团争取补给”的作战策略；“化装偷袭”、“回马枪战术”、“分兵合击”、“避实击虚、避强击弱”等战术手段。这些实战有效的战略战术，成为我军建设中的无价之宝。

四、成功达成国共岳西谈判

七七事变爆发之际，高敬亭在鄂东北地区的报纸上偶然瞥见了关于国共两党携手抗击日寇的消息。出于对这一信息的求证，高敬亭毅然决定率领部队从鄂东迁往皖西，以便与中共皖鄂边特委书记何耀榜进行商讨。7月13日，两人在岳西县南田村得以相见，并观看了由交通员姜术堂从西安带来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以及《中央关于抗日救国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重要文件。经过深入研究和分析，他们对国共即将实现抗日合作的预测坚信不疑。

红二十八军代表何耀榜与国民党代表刘纲夫的谈判遗址7月14日，由高敬亭主持召开的干部会议，重点讨论了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的详细策略。翌日清晨，高敬亭派遣便衣队的交通员金孝广，携带致督办公署督办卫立煌的信函，将其送至岳西县第三区的蛇形岗炮楼（根据何耀榜所著《大别山上红旗飘》记载）。

1938年伊始，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居中）、高敬亭（左）与何耀榜（右）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留下了合影。在岳西谈判这一错综复杂的政治较量中，高敬亭巧妙地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成功在停战条件、部队集结路线、集结地点以及军需补给等方面，达成了对红二十八军有利的协议。岳西谈判标志着南方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及驻军之间的首次正式和谈。

高敬亭的贡献卓著，不容忽视。然而，面对他犯下的重大错误，我们亦不能避而不谈，概括而言，其失误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我追随张国焘和沈泽民（茅盾的胞兄，时任鄂豫皖省委书记）积极参与肃反运动，遗憾的是，在此过程中，我们错杀了许多优秀的同志。

众所周知，戴季英是一位备受瞩目的肃反领域专家，然而，人们或许并不完全了解他的其他卓越成就。高敬亭是肃反专家。鲜为人知。张国焘的肃反行动与沈泽民的肃反举措存在显著差异。张国焘借助肃反之机，旨在清除异己势力，进而巩固个人权力地位；相较之下，沈泽民所推行的肃反政策则显得更为偏激。。

徐海东回忆道，昔日，他的部下——包括团长、营长在内的众多杰出红军战士——不幸被俘，其中一些甚至惨遭处决。面对这一惨状，徐海东挺身而出，表达了他的反对立场。然而，戴季英却准备将他一并逮捕。就在这时，敌军进攻的消息传来。徐海东心想，与其在战友手中丧命，不如在沙场上英勇捐躯。于是，他指挥部队潜伏待命。枪声响起，徐海东率先跃起，一手握枪，一手挥舞着大刀，带头发起冲锋。看到副军长（此时吴焕先担任军长）身先士卒，众位干部战士们也纷纷奋勇而出，簇拥在他的周围，为他挡下敌军的锋芒。

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战后，沈泽民紧握着徐海东的手，对众人感慨道：今后若有谁胆敢诬称徐海东为反革命，那他本人便等同于反革命的行径！

高敬亭的肃反举措，其风格颇似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西征之际，沈泽民、吴焕先、王平章、徐海东等同志便着手重建红二十五军。全军规模约七千人，下辖七十四师与七十五师。吴焕先同志担任军长，同时担任政治委员。王平章。徐海东担任红七十四师的师长一职，而戴季英则担任该师的政委。与此同时，高敬亭被任命为红七十五师的政委，而姚家芳则担任该师的师长。然而，高敬亭在肃反运动中，将师长姚家芳以及近千名官兵处以极刑。

前文曾提及，高敬亭在重建红82师的过程中，担任了政委一职，师长林维先（开国中将）亦随其麾下。然而，林维先因被冠以肃清“第三党”之名，遭到拘捕。原计划于公审大会后将其处决，但在全师红军指战员的恳求与担保之下，最终改为将其发配至苦工队。

所谓第三党，是指在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由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所组建的团体，用以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相区分。鉴于第三党成员中不乏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张国焘在鄂豫皖地区对第三党进行的肃反行动，使得这些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几乎陷入绝境（仅徐帅一人幸存），随后，肃反行动进一步扩大，大量持有独立思想的工农红军指战员亦遭受牵连。

若在1934年之前，高敬亭不过是一名积极的肃反执行者，那么在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之后，他作为该地区我党的最高领导力量，在三年游击战期间的肃反行动中，转而成为了领导者和决策者。在这段关键时期，历经三次肃反，江求顺、吴保才、余雄、芦丛珠、罗作凡、刘寅宾、刘正北等众多地方党和部队的领导骨干不幸被判处死刑。而协助他组建红二十八军的重要助手徐成基，亦被迫走向了死亡。

二、自高自大，排四队中央派政治干部

1937年9月9日，高敬亭与何耀榜联名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该报告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之手，转递至延安。在报告中，他们具体阐述了红二十八军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的经过，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恳请上级火速派遣一位主要负责同志莅临，以便统筹全局，此乃我方翘首以盼之至。正当高、何二人笔耕不辍，挥毫书信之际，中共中央派遣的郑位三、肖望东、程启文、张体学等一行人已于8月15日自延安启程，朝着七里坪的方向疾行。

郑位三，一位资深的革命家，曾是高敬亭尊敬的领导与知识导师。在红二十五军踏上长征的征途之前，政治部主任郑位三赠予高敬亭一支毛笔，以此勉励他勤奋学习文化，不断提升个人素养。郑位三作为中央的代表，赴鄂豫皖地区执行任务。7月2日，毛泽东亲自出马，与他和随行人员展开集体谈话，就相关事宜发表了诸多重要指导意见。中央起初的决策明确，郑位三将担任四支队的副司令一职（内部职务为政治委员）。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

郑位三、张浩、徐海东到任后，首先...高敬亭受国民党委任。“中国工农抗日联军挺进司令”的任命书实为谬误，因为当时国共两党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谈判尚未达成任何共识。中央的初衷是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整合为一支统一的抗日部队，而国民党此举意在对我军进行分化。在郑位三的详细阐述之下，高敬亭迅速采纳了他的建议。随后，他巧妙地利用策略，将国民党代表刘纲夫灌得酩酊大醉，并将委任状悄无声息地放回刘的皮包之中。

然而，不久后，郑位三传达了中央就鄂豫皖肃反（以及其他根据地的肃反）扩大化所犯错误的决策，并对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开展的肃反行动提出了指责。此举令高敬亭极度不满，他认为是专门针对他个人的攻击。

历经三年的游击战，环境艰苦，斗争残酷，且远离上级党的指引，我党战士们坚韧不拔，不仅成功抵御了重重困难，更屡建奇功，队伍规模亦随之壮大，战果丰硕。然而，这样的成就却让高某滋生骄傲情绪，自诩劳苦功高，坚信自己永远正确，对批评意见难以接受。

高敬亭毅然拒绝郑位三在四支队中担任职务，并向驻汉口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及长江局多次明确表示，希望从延安调派戴季英接替郑位三的职位。为保障四支队的顺利改编和迅速行动，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不得不向中央发电，同意了高敬亭的请求。郑位三与萧望东随后被调离，而当时正在延安接受审查的戴季英（因在陕北负责肃反工作，最为人知的是逮捕了刘志丹）遂得以重新复出。对上级委派的干部予以拒绝，且与中央就人事安排进行博弈，高敬亭的行为无疑逾越了党的纪律红线。

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戴季英、赵凌波。戴季英资历深厚，曾亲身参与并领导了著名的黄麻起义。他不仅是高敬亭的前辈领导者，而且在红二十五军长征期间，更担纲参谋长的要职。然而，戴季英抵达当晚，便与高敬亭就东进事宜展开了激烈的争执。在此次争论中，双方就相关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戴季英的做法固然无误，因为四支队的东进行动系中央之决策。然而，他的失误主要体现在执行的方式和方法上。

在会议上，戴季英传达了毛泽东及中央的命令，要求部队立即确定新四军的番号，并迅速东进至安徽合肥以东地区，展开敌后抗战。然而，高敬亭却另有所谋，显露出一丝对大别山的眷恋之情。戴季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自居，言辞激烈、态度严厉地责斥高敬亭：“立即摒弃你个人的计划，必须严格按照中央的指示统一行动！”两人关系迅速恶化。本来，戴季英此行担任支队副司令一职，实则等同于政委之位。然而，高敬亭巧妙地施展了釜底抽薪之计，对外宣称戴季英将担任政治部主任。

提及某集团五号人物。江腾蛟（我国最年轻的开国少将），自幼投身革命，被誉为传奇的红小鬼。当时，江腾蛟在四支队担任机要秘书，却因与戴季英关系密切，被高敬亭怀疑，遭到拘捕并遭受严刑逼供，威胁进行肃反。夜深人静之际，江腾蛟趁看守不备，悄然翻墙逃脱（据江腾蛟事后回忆，他曾听到看守密谋在后半夜将其处决）。此后，江腾蛟转任五支队连指导员，逐步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将领。

80年代初，现场唯一承认罪行的人。

戴季英，素以肃反专家著称，亦深知高敬亭肃反手段之狠辣。在这样的背景下，戴季英与上级派往四支队任职的干部们集体决定逃离，急匆匆地投奔至高敬亭势力范围之外的八团。此行径遂成为闻名遐迩的佳话。“新开岭事件”。

三、违抗军令，抵制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东进指示

1937年12月27日，高敬亭莅临汉口新四军军部筹建处。翌日，毛泽东向周恩来与项英发出电报，明确指出：“（高敬亭部）应沿皖山山脉推进，作战区域可设定于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同时需配备电台并强化军政人员配置。”此电报内容彰显了中央高层对四支队未来敌后抗战战略部署的明确指导。

此后，毛泽东接连向新四军发出多份电报，描绘了新四军深入敌后进行抗战的战略蓝图。这一蓝图的核心精神在于：东进！东进！东进！自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发展蓝图愈发明确：稳固华北，开拓华中。在此规划中，除派遣部分八路军南进提供支援外，华中地区的经营重任主要由新四军承担。

徐州沦陷，皖东地区随即陷入敌后。此时，日军的主要攻势集中在北方的黄河沿线，中部的武汉城下，以及南方的广州城郊。鉴于皖东地区日军兵力相对薄弱，空虚之处明显，这便为我军在此地建立根据地、大力发展武装力量提供了绝佳的时机。

终止内争，团结一致抗击日寇，红军与游击队经过整编后，奋勇开赴抗日战场，此乃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先决条件。向东进军，深入敌后展开游击战，既为中央的决策，亦系蒋介石对新四军下达的指令。对新四军四支队而言，奔赴皖东敌后，这一举措成为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抉择。若非毅然东进皖东，便无从谈起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亦无法见证新四军第二师的壮大与成长。

新四军四支队的挺进皖中，高敬亭原以为凭借自己的辛勤付出和卓越功勋，新四军成立后理应在军部担任一职务。然而，他仅被任命为四支队司令员，这让他心生不满。在武汉军部期间，他曾情绪激动，甚至放弃了客房，带着警卫员在二楼走廊连续两日铺床为枕。对于中央决定四支队向皖东敌后地区挺进的决策，他内心持保留态度，但又不敢公然违抗。因此，在部队下山整编后，他多以养病为借口，长期滞留在后方。期间，他将部队交由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领，在皖中地区进行游击作战，并严禁部队向皖东敌后地区挺进。只有东北抗日挺进队和四支队八团不受其约束，进入了皖东。尽管他们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由于力量薄弱，局势并未全面打开。

四、任人唯亲，管理不善，致杨克志叛变。

前文提及，高敬亭深得信任的两位秘书杨克志与胡继亭，以及警卫员曹玉福，均备受器重。这三位心腹在鄂豫皖地区的地位与影响力，甚至超越了林维先等历经战火考验的红军将领。

1939年5月20日，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及政委曹玉福，各自率领一个警卫班，不幸发生了叛逃事件。此事件已登报公开，揭露了反共的严重行径，其恶劣影响不堪设想。尽管目前掌握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杨、曹二人的叛逃系由高敬亭指使，但高敬亭至少应承担因管理不严导致的直接领导责任。

高敬亭对待下属的态度分明，亲疏各异，导致不少人对他的做法颇有微词，但众人因畏惧他的威严，不敢有所表露。杨、曹二人的叛逃事件发生后，军部和江北指挥部紧急下令，要求九团与七团靠拢，以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然而，九团却接到了高敬亭下达的停滞不前的命令。在这关键时刻，九团团长詹化雨（开国少将）和政委胡继亭凭借着坚定的党性，克服了对高敬亭的盲目服从，迅速率领部队前往，成功稳定了局势。

先前的篇章提及，高敬亭凭借其人数与火力优势，吸纳了与自身同级的鄂东北道委所辖的独立团（该独立团成为九团的主要组成部分），此外，他对豫鄂省委领导下的抗日独立团（后更名为八团）亦抱有觊觎之心，意图插手并掌控该团。直至第八团团长周骏鸣及团政委林恺屡次向中央提出脱离四支队的隶属请求。这些行为对四支队的团结以及整体战斗力的发挥，造成了显著的消极影响。

谁应对高敬亭错杀负责？

1975年11月，高敬亭之女高凤英致毛主席信中，我们表达了对父亲平反的迫切愿望。信中言及，我高家与国民党之间有着深仇大恨，我父亲曾英勇抗击国民党，却不幸被国民党蒋介石所下令残忍杀害。

毛主席接到信后，即批汪东兴调查。12月9日，汪东兴向主席呈报了调查结果。他说明，并未发现中央批准处决高敬亭的相关文电，然而在查阅项英发给中央的电报时，却发现其中提及，“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同意将高敬亭处以枪决”。对此，主席批示道：“请军委对此事进行讨论。我个人认为，此案处理不当，怀疑责任主要在项英。”

高敬亭作为至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内最后一位因被指控“反党”罪而遭受极刑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历经了38载的风霜雨雪之后，终在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遵照毛泽东主席生前所做批示，颁布第5号文件《关于为高敬亭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宣布平反，恢复名誉。文件指出：

高敬亭同志投身革命事业，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为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作出了显著贡献。尽管在四支队任职期间曾犯下重大错误，但仍有教育挽救的可能。处决高敬亭同志的决定是错误的。依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进行平反，并恢复其名誉。

他在鄂豫皖革命斗争中贡献突出，但也犯下了重大错误，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教育解决的。然而，为何高敬亭的案件最终演变成死刑？究竟是谁应承担高敬亭被错误处决的责任？

高敬亭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公然违抗中央及军部对四支队挺进皖东的指令，除此之外，亦存在其他若干因素。让我们依照时间顺序，梳理清楚高敬亭被杀案件的前因后果。

1937年9月9日，高敬亭与何耀榜联名向中央递交了一封篇幅较长的信函，这是自三年以来鄂豫皖根据地首次与上级建立起联系。在信中，他们不仅对工作进行了详细汇报，并恳请中央增派干部，还提及了一则事项：“此外，我们于9月5日收到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总指挥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于8月24日寄来的一封内容颇为简洁的信件，该信件由陈同志亲自送达。”

1937年8月24日，是时，第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与徐向前正肩负重任。在陕北洛川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权以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总指挥部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名义写信的，唯有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三位同志。西路军在倪家营子遭受挫折后，陈昌浩与徐向前均脱离了部队。在行军途中，陈昌浩不幸患病，而徐向前则孤身一人返回延安；陈昌浩则折返鄂豫皖地区。他或许是因战败而无法向中央交代，意图在鄂豫皖开辟一片新天地以赎罪。然而，在英山逗留了一段时间后，并未取得预期效果，遂再次返回延安。这封于8月24日发出的信件，据推测是陈昌浩在返回延安之前，委托他人转交给高敬亭的。

张国焘在南下失利后，不得不与二方面军联袂北上。这时，四方面军的众多干部均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其中不乏一些人渴望在新的地域开拓一片天地，以此为张国焘本人及自己积累加分资本。中央为西路军规划的方针是灵活机动，进退自如，万不得已则退守黄河，然而他们却因初期的胜利而迷失了方向，继续向西挺进，最终导致了失败。纵然最后责任归于张国焘一人，但实际上，许多人心中各怀鬼胎，此中细节便不再赘述。

9月15日，毛泽东向身处南京的林伯渠发出电报：“陈同志所撰信函已于8月24日提交中央审阅。”此消息显露，中央对鄂豫皖地区存在的山头主义现象保持高度警觉。

12月28日，毛泽东向身处武汉的周恩来与项英发出电报指示：“高敬亭所率部队应沿皖山山脉推进，并在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展开作战行动。”须附电台，强军政人员。。”

1938年2月1日，中共长江局在发给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的电文中明确指出：针对鄂豫皖28军，亦即新四军第4支队的相关事宜，唯有全力协助高敬亭同志，方能推动该支队实现快速发展，并迅速投入战斗。”

3月8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庄严誓师，踏上征程，奔赴抗日敌后战场。

5月22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徐州失守后华中地区工作所发布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全力以赴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成为该区域主力。”

从这些往来的电报中，不难看出高敬亭的行事确实令人担忧。在那个时期，即1938年4月，张国焘背叛了党组织。联络旧部，派人至大别山。散发告同志书高敬亭，系张国焘一手提拔的亲信。为此，中共中央长江局特意派遣了参加过中共一大、享有崇高声望的元老董必武，在叶挺新四军军长和叶剑英八路军参谋长的陪同下，特地前往皖中舒城，亲自向高敬亭传达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勉励他坚守革命立场，直至革命成功。从参与人员的级别来看，此次行动的规格之高，显而易见。

图中所示，1938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位于中央）偕同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董必武（右方）、叶剑英（左方），莅临舒城西港冲，实地考察新四军第四支队。

6月，新开岭事件爆发，戴季英等一批被派往四支队工作的干部，于深夜紧急撤离。

7月3日，四支队的直接上级党组织——中共安徽省工委的书记彭康，在致长江局的报告中指出：“近期，四支队伍遭遇了一起重大事件。戴同志已从政治部离职，随之，其他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亦纷纷离去……这一事件已达到顶峰。它将对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及安徽地区的工作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予以解决。”

八月的脚步踏至，四支队第八团勇敢挺进皖东，毅然加入东北抗日挺进队的支援行列。然而，在高敬亭的指挥之下，四支队的主力部队——第七团、第九团以及手枪团，依旧滞留在皖中地区。

为达成说服目的，1938年11月中旬，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新四军军部派遣参谋长张云逸前往江北，负责传达中央及军部的指令，并致力于争取与推动高敬亭部向东部进军。

张云逸，新四军参谋长兼三支队司令。抵达江北后，张云逸与戴季英携手，与安徽省政府主席兼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进行深入会商，明确将皖东地区划定为四支队的主要活动区域。将无为县划定为江北新四军与皖南军部之间的联络要道，廖磊同时批准授予新四军一个江北游击纵队的称号，并任命戴季英担任该纵队的司令员，由省政府负责提供所需补给。此次协商的成果，对于新四军向东进军与拓展势力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即便如此，高敬亭依旧持反对意见。无奈之下，张云逸只得亲自指挥周骏鸣的第8团与江北游击纵队，向东进发。

1939年1月27日，项英在发给延安的电报中转达了张云逸的来电内容：“高敬亭依旧在当地收编流散的土匪，并积极扩充部队，意图在怀桐、庐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他感到党及上级对他的发展有所限制，因此对党和军队领导层充满不满。”自身不愿东进，亦无力派遣队伍随张行动，因而争取的机会极为渺茫。”

3月2日，项英与周子昆向中央汇报并转告中原局：“我们正致力于处理高敬亭的相关问题，敬请中央及中原局提出宝贵意见。”

3月14日，项英与周子昆向延安发送电报称：“高敬亭的进步似乎进展缓慢，对东进行动持续持有疑虑，对执行党的路线的态度可以说是相当不理想。若急于求成，恐怕会引发变故，且收效甚微。因此，季英最初采取的推动策略是恰当的。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要对高敬亭过于客气，夸大其词地声称他坚定地执行了党的路线，这样做既可能让他骄傲自满，也可能引起他的怀疑，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产生不良影响。”

4月18日，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向中央书记处发出电报，就高敬亭的处理问题提出了三种方案：首选为“将他派遣至延安深造或选择适宜之地疗养”，次选为“赋予其副指挥职务，将四支队扩编为纵队，由其他同志接任指挥”，最末选则为“撤销其职务”。

4月21日，项英向中央以及军委发出一份电报，并向中原局转发。电文中提及，“高敬亭立场未变，近期又有意将所属部队调回后方，曾向廖磊请过假。”同时，电文还指出，“戴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基层已有对高敬亭的不满情绪。”

4月27日，叶挺带领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参谋处长赖传珠等一行，跨过皖江，成功设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以便统一调度江北各部队。在启程之际，叶挺与项英、袁国平就高敬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达成共识，即应“尽最大努力履行教育职责”，力求挽救其困境。叶挺一行在无为、庐江等地稍作停留，部署相关工作，并于5月10日抵达舒城四支队的驻地，召开了干部会议。在会议上，传达了党中央和军部的东进指令。会议结束后，他们即刻前往皖东地区。

据《邓子恢自述》原文润色版：抵达江北后，我们沿途对部队进行了细致的视察，并传达了中央及军部的最新指示。部队士气高昂，干部们亦纷纷表示赞同。鉴于此，我们便在4支队司令部紧急召集了高级干部会议，共同商讨部队东进的计划，高层的意见也一致支持。会议结束后，我便与叶军长一同前往淮南路东地区。

5月11日，项英向中央发送电报称：“高部成员数量众多，已超过五千人，若不及时解决相关问题，恐对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此事对江北地区至关重要。”

过往，众多领导同志曾协助高敬亭，其中不乏高级职务者，然而成效甚微。为强化此事的分量，项英向延安中央书记处发出电报，随后，该电文以毛泽东的名义再次从延安转发。致电高敬亭同志：为了克服难关、壮大我们的部队，务必迅速向东挺进，积极投身战斗，以胜利实现这一目标。这不仅关乎巩固与拓展统一战线，更主要的是为第四支队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党中央的同志们都满怀期待、坚定信任，期待你们能够勇敢迈向这一光明前景。（《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3册，599页）

在此过往，中央、长江局以及随后的中原局、新四军军部、安徽省工委等机构，均对高实行了命令、说服、教育、推动及挽救等多种手段，然而高始终不为所动。叶挺于会议上正式宣布了中央和军部下达的四支队东进之命令，并进一步指出——“两周内出动”的话。会议期间，四队的干部们情绪高涨，纷纷表达了对中央和军部决策的支持。高敬亭亦举手表态赞同，然而叶挺离去之后，他却下令七团与九团继续保持原地待命。无奈之下，叶挺以江北指挥部名义，直接向七团和九团下达了命令。高敬亭勉强带支队部入青龙场。

5月20日，七团团长杨克志与政委曹玉福，率领两名警卫班成员一同逃离至国民党桂系。他们的叛逃行为颇具疑点，究竟背后是否有人暗中策动，由于缺乏确凿证据，此处不便过多揣测。关于杨、曹二人的叛逃详情，敬请参阅我之前的文章。

5月26日，叶挺与项英共同向重庆的蒋介石发出联名电报，内文提出：“恳请将高敬亭予以撤职，以示惩戒；同时，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因畏罪而潜逃，特此请求予以通缉。”当时，叶挺身处江北，然而电报的发送地址却明确标注为皖南的泾县。

6月4日，高敬亭于青龙厂遭江北指挥部扣留并进行审查。

6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新四军军部发出电报：“中央决定派遣徐海东同志前往皖南，负责整顿第四支队，并担任副指挥及第四支队司令之职。他将于近期与胡服同志一同从延安出发前往皖南。在选拔配备干部的过程中，请予以关注。”

当时，在皖东地区，中原局领导之下，鄂豫皖区党委的领导人郑位三、彭康，以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党的前委的负责人，如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郭述申、戴季英、周骏鸣、林恺等众多高级领导和将领，共同构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领导集体。根据朱克靖所撰《第三天》一文，该文发表于新四军军报，文中记载了在反高斗争的第三日，张云逸、叶挺、邓子恢等领导人物依次登台发言。叶挺在会上说：“我坚信，中国共产党对于高敬亭所犯的错误行为及其不当思想，已尽到了极大的纠正与教育之责。党多次派遣重要代表，对你的工作进行指导并纠正你的不足，而你却屡屡置若罔闻，充耳不闻，这实在令人对您的未来命运感到惋惜。叶挺发言显党外人士风格。

大会正式宣布了中共中央开除高敬亭党籍的决议，以及新四军军部开除其军籍的命令。高敬亭曾屡次错失了得以救赎的机会，最终，面对他的，是已经失去耐心的严厉制裁。江北地区的众多党、军领导者放弃了原先的批评教育和挽救策略，转而提出极端的处决提议，最终导致了高敬亭一案的悲剧性后果。

6月24日，高敬亭在叶挺所率领的警卫班面前，遭受了枪决的惨痛命运。

7月16日，新四军在皖南云岭召开了首次党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大会以正式名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发送了一份报告——“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同志”。在报告中，我们不仅对新四军在长江南北地区所取得的抗战胜利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正因反党分子高敬亭的罪恶行径，江北的发展与胜利遭受了严重影响。”，最终向中央汇报称：“在为期十天的会议期间，全体代表均以布尔什维克式的坚定与热情，分享了实际斗争的宝贵经验，并全面展开了自我批评，全体一致地支持中央军委对反党分子高敬亭所采取的决定与措施。揭露高之背叛党的罪行，明确指出哪些人违背了党的路线和决策，哪些人将个人利益置于党之上，他们便沦为党的罪人。

叶挺于完成江北之行返抵皖南军部之际，项英于1939年8月向中央军委发去电报：“在这场解决高敬亭的过程中，叶的态度尤为坚决，其贡献显著，不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在政治立场上对党的认识与贡献均有显著的提升。”新四军司令部向中央军委提交的关于《反高敬亭斗争之经过》的报告中，对叶挺在此次斗争中积极“争取全体部队归顺党的领导”的做法，亦给予了充分的认可与高度评价。

显而易见，关于叶挺在冲动之下，接到蒋介石同意枪决的电报后处决高敬亭的说法，实属无稽之谈。高敬亭身为挂有少将军衔的支队司令，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报，不过是对形式上的正规程序进行了一番表面性的操作。蒋介石悬赏缉拿高敬亭首级未果，这次恰好是顺水人情。

尽管叶挺身为军长，他却只是党外人士，因而并不具备对像高敬亭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实施处决的权力。在1941年的华中高级干部会议上，陈老总将责任归咎于叶挺，这不过是局外人的一种猜测与指责而已。

1953年，毛主席在视察安徽期间，在一次谈话中提及高敬亭遭害的事件时，曾直面向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表示：“高敬亭不应被处决，这一切皆是戴季英宗派之争的恶果。”

戴季英于1977年恢复名誉后，在谈及高敬亭案件时透露：“枪毙高敬亭的决定是党中央所批准的，叶挺将军亲自向我出示了相关电报。”他指出：“如此高位的官员，若无党中央的授权，谁敢贸然对他采取行动？”考虑到戴季英当时的职务，他虽与高敬亭存在分歧，但并无权执行对司令员的死刑判决。在当时江北地区，他的许多同僚职位都高于他。

怀疑主要是项英“。仅怀疑，不是肯定。2011年，在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纪念研讨会上，中央党史研究室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对于宣传革命历史过程中涉及高敬亭同志错杀事件处理的明确指示，强调“绝不允许将责任归咎于项英同志”。

高敬亭故居梳理了高敬亭案件的完整发展脉络。高敬亭的遇刺，是江北地区党的领导和军队同志，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共同表明立场的结果。在向上级请示并获得批准后，对高敬亭实施了枪决。谈及责任，人人都有份，然而，高敬亭被误杀的首要责任人，实际上正是他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