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之后，新四军第七师才初具规模，当时仅有约1900名战士，装备亦颇为简陋，甚至日常饮食都面临诸多挑战。

然而，这支队伍最终蜕变为新四军中最富有的师团。在1944年，该师团上交的资金，按黄金市值计算，高达约22万两，这一数额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拨付给新四军全部经费的二十倍之多。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然与日伪势力展开了交易，以粮食换取军火与物资。

那支被誉为“富七师”的军队，究竟是如何在敌后创造出了这样的经济奇迹的呢？

钱从何来？

01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遭遇重围，最终仅有约2000余人成功突破重围。

这些勇敢的突围者成功穿越长江，抵达了无为县。当时，负责接待他们的正是曾希圣，他的使命便是妥善安置这些人员。

5月1日，新四军第七师于无为县的白茆洲宣告成立。曾希圣出任政委，实则军中决策多由他一手掌控。作为新四军重建后的七个主力师之一，第七师肩负着巩固皖江根据地的关键使命。

这支部队是如何组成的？将皖南的突围部队、无为游击纵队以及挺进团合并，总人数约1900人。他们的装备相当简陋，甚至食物供应都显得紧张。

四周遍布日伪据点，巢湖、芜湖、安庆等地鬼子横行。一旦稍有响动，便可能招致四面八方的围攻。

曾希圣目睹眼前局势，心中已然明了：此刻并非是思索如何作战之际，首要之务乃是设法求得生存。其他部队拥有稳固的根据地和源源不断的兵员，而第七师却一无所有。

他深思熟虑后作出抉择：暂缓战斗，首要任务是解决饥饿问题，确保有足够的粮食和资金，方能讨论其他事宜。据史料记载，他曾提出，以如此少的兵力，武器装备又不足，与敌人正面冲突无疑是自取灭亡。因此，应当先设法维持生计。

在那个时期，这样的想法的确颇为前卫。其他部队都在琢磨如何与日军作战，而他却在琢磨如何耕种土地、经营生意。有人对此感到不解，认为新四军不参与战斗，怎能算是真正的抗日行动呢？

希圣考虑务实，生存至上。

02

皖江之地，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长江蜿蜒流过，滋养着肥沃的土地，使得万物生长皆得其所。然而，日伪的严密封锁使得粮食难以外运，而盐和布匹亦无法顺利引进。

民之疾苦，粮食难售，欲购盐布，亦不可得。

经过深思熟虑，曾希圣察觉到了其中的奥妙。于是，他对部队下达了指令，强调首先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将土地耕种得当，确保粮食自给自足，之后方可考虑其他事宜。

在1942年的那个时日，日伪军的主力部队正忙于在苏北和苏中地区进行扫荡，而第七师所在的区域相对显得较为安宁。正是趁着这个难得的契机，曾希圣果断地组织部队与当地民众积极开展生产活动。

田间人声鼎沸，战士们在白日辛勤训练，夜幕低垂及黎明破晓之际，则投身于田野劳作。他们开垦荒地、修筑水利、播种粮食。

年终之际，粮食喜获大丰收，仓库内货物堆积如山，充盈满溢。

希圣未曾满足于现状，他的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未来。他认为，仅仅种植粮食是不够的，必须将粮食转化为金钱，进而转化为武器，以及部队所需的各种物资。

蔡辉到来。

蔡辉，华中局委派的资深财经专家，精通经济之道，亦擅商贾之术。自1942年下半年起，他被派驻皖江地区，肩负起财经处副处长的重任。

曾希圣与蔡辉一相逢，便谈得投机，经过一番商议，两人决定共同创立一家贸易公司。

1943年3月，皖江贸易总局正式宣告成立，蔡辉出任总经理一职。该总局下辖多个科室，分别负责税收征收、贸易管理与货物监管等事务。

蔡辉履新伊始，便对周边环境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察觉到，在日伪势力统治下的芜湖、南京、上海等地，食盐和布料供应充足，然而粮食却极度匮乏。相较之下，根据地这边粮食丰盛，几乎到了过剩的地步，但食盐和布料却成了极大的短缺。

这正是好机会，换盐布。

03

言易行难，此言非虚。与日伪进行交易，若处理不当，极易招致麻烦。然而，此类交易一旦获得华中局的批准，便旨在确保物资真正用于抗日事业，从而杜绝资敌之嫌，乃是我国经济斗争策略之一种。

可曾希圣与蔡辉心知肚明，他们的目的并非仅仅是向敌人运送物资，而是意图从敌人手中换取所需物品。

蔡辉寻觅到了关键所在。他得知在日伪势力中，有一位名叫汪子栋的伪职官员，此人主管粮食采购，且贪得无厌。

大约在1942年，贸易总局对汪子栋在无为、巢县、安庆三地所采购的大米进行了全部扣押。面对这一突发状况，汪子栋倍感焦虑，毕竟若任务无法如期完成，他恐怕难以向有关部门交代。

汪子栋得以亲自前来商谈。蔡辉提出条件，若欲换取粮食，则需以盐、布匹、药品作为交换。汪子栋对此表示同意。

双方由此展开了交易。基地的粮食源源不断地外运，而换回的盐、布匹、药品则同样源源不断地输入基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交易的商品种类日益丰富，甚至包括了炸药、印钞纸等军用物资。得知这一情况，曾希圣心中暗自欢喜，这不就是利用敌人的物资来对付敌人吗？

更为出奇的是，贸易总局甚至于汤家沟设立了贸易中心。

此地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迅速吸引了众多商贾云集。芜湖、南京、上海的商旅纷至沓来，携带着各式工业制品与洋货，用以交换当地的农产品。

当地商贾纷纷开设工厂，运输业也蓬勃发展，汤家沟顿时变得繁华喧嚣，宛如一座迷你上海城。

在这群商人之中，不乏地下交通员的身影。他们看似从事商业活动，实则肩负着搜集情报、建立联系的重任。众多关键情报正是经由这些商人之手得以传播。

至1942年岁末，第七师核算了一笔账目。当年总收入达2478万法币，扣除各项支出与成本之后，余下资金逾700万元。

曾希圣毫不犹豫地将那笔高达700多万元的巨款悉数上交给了华中局及军部。在当时，这无疑是一笔巨额资金。

军方接到消息后深感意外，不禁疑惑：第七师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富足？

然而，情形并未止于此；自1943年起，第七师的收入便呈现出不断攀升的趋势。

贸易总局的发展势头迅猛，业务规模日益扩大。蔡辉在上海设立了安源公司，并在芜湖增设了分支机构。众多物资正是通过这些公司，从沦陷区源源不断地运送至革命根据地。

根据地经济建设全面展开，不仅涵盖粮食种植，还积极推进水利建设、荒地开垦、工厂创办以及学校兴办。

那时，黄丝滩江堤工程便拉开了序幕，汇聚了数千人的共同力量，他们齐心协力，共同修建了绵延数十里的堤坝。

土地分配到农民手中，租金也相应降低，日子过得愈发美满。众口一词，新四军被赞誉为真心实意为百姓谋福祉的队伍。

民众的支持稳固，兵员招募自然不成问题。众多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军队规模随之不断壮大。1943年，第七师共参与了189场战斗，即便是在抵御敌军扫荡的严峻时刻，亦能坚守阵地。

至1944年，第七师的经济实力已臻巅峰。

贸易总局的业务已构建起一条完善的价值链。蔡辉与上海、芜湖、南京的商界人士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物资的流通显得尤为畅顺。

究竟这一年第七师表现多么卓越？向军部上缴以及转拨给第五师的款项累计高达4400万法币。

依据当时金价进行换算，其价值大致等同于约22万两黄金（数据基于当时金价之估算）。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时，国民政府拨付给整个新四军的资金，年度总额仅相当于1万多两黄金。而第七师上交的资金却远远超过了国民政府的拨款，这一事实充分展现了抗日根据地实现经济自给自足的显著成就。

据估算，依据那时的军费开支标准，4400万法币足以供养20个甲级师的日常需求。然而，第七师仅有3万余人，却慷慨解囊，为支援其他兄弟部队提供了如此巨资。

主要靠贸易赚钱。

贸易总局严密监管着根据地的粮食流通，与日伪政权、国统区以及上海商界保持着广泛的商业联系。粮食与食盐的交易，食盐再换取布匹，布匹进而兑换工业产品，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流通链条。

尤为重要的是，第七师甚至发行了专属的货币，称之为大江币。

自1942年面世起，至1943年间，大江币与法币的兑换比例维持在1比3。然而，到了1944年，这一比例已激增至1比300。这一显著变化彰显了大江币相较于法币的显著增值。

为何大江币广受欢迎？关键在于其与实际物品的关联性。每一枚大江币的背面都明确标注了等值的稻谷或棉油重量。相比之下，法币和伪币不断贬值，而大江币却能保持稳定的价值。

1943年的秋季，蔡辉采取了一项重大举措，成功创建了一座设施先进的印钞工厂。

他设法从上海购置了一套胶印设备，并成功吸引了中华书局印刷厂的技术精英，共计64名专业人士。他们不顾艰险，借助地下交通网络，将设备与人员安全送达汤家沟。

凭借这座印钞厂，大江币的品质显著提升。一经推出彩色版的小面额纸币，民众便纷纷踊跃兑换。日复一日，兑换的伪币与法币堆积如山，需以麻袋装载，并借助汽车运输。

根据地已在金融领域牢牢掌握主动。不仅向军部缴纳款项、支援各师所需，剩余资金更是兑换为美元、日元以及黄金，悉数存入南京敌占区的银行。

04

有钱，第七师发展快。

在军事领域，1944年，第七师发起了积极的攻势作战。他们首先收复了无为县城，随后又接连攻克了凤凰颈、襄安、望城岗、运漕、雍家镇等超过四十个日伪据点。至此，巢县以南至长江以北的日伪据点已全部被清除。

本年度，第七师成功击溃了超过一万名日伪军，并解放了达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经济层面，自是不必多言。除了活跃于贸易领域，更致力于发展实业。我们开垦了十万亩荒地，修建了三十余处圩堤，挖掘了一千多口池塘。农业产出喜人，百姓得以饱腹。

教育领域亦未懈怠，根据地内设立了众多学校和扫盲班。众多农民得以首次接触文字，对外界的世界有了初步的认识。

减租减息政策实施成效显著。地主所收租息相应减少，农民的负担得以减轻，由此激发出他们耕种的更大热情。

民间流传着一句朗朗上口的俗语：“白菜心宜于品尝，新四军乃入伍佳选。”此言不胫而走，在皖江一带广为传颂，众多青年纷纷怀揣梦想，立志投身新四军的行列。

截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际，新四军第七师的规模已膨胀至三万余人。根据地覆盖面积扩大至三万平方公里，设立了三个专员公署、十四个县级政权，总人口约达三百万。

在新四军当时的七个师中，第七师的战斗力虽非最强，但其经济实力却当之无愧地位居首位。其他各师无不对其羡慕不已，因而亲切地称其为“富七师”。

尤为难得的是，这些投身经济领域的同仁，其品德尤为高尚。如蔡辉等人，经手资金动辄千万，却始终廉洁自律，未曾贪占分毫。

在抗战胜利之际，蔡辉将所有账目一一核对，确保其清晰透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昔日的会计逐渐成长为安徽省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

第七师的经济奇迹，源于脚踏实地的智慧与非凡的胆略。在极端恶劣的敌后环境中，曾希圣、蔡辉等英勇之士，凭借经济策略成功突破了日伪的严密封锁。他们不仅确保了部队的生存，更使其不断壮大，为整个新四军的支援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与日伪进行交易，却将所得物资尽数投入抗日事业。以敌人的资源对抗敌人，此乃明智之举。

尤为关键的是，他们切实改善了民众的生活。通过降低租金和利息、兴办水利设施、设立学校等措施，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福祉赢得了民众的衷心拥护。

这或许正是“富七师”最为人称道之处，其财富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在于深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