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如何从捷克强夺苏台德地区？

德军进入苏台德区

01

起初：奥匈帝国的分裂导致碎片化，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民族遭受了压迫之苦。

所谓的“苏台德”区域，实际上是指位于捷克摩拉维亚北部边界、由苏台德山脉所环绕的地区。鉴于该地区为捷克境内日耳曼族人的主要聚居地，因此“苏台德地区”一词通常泛指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所有日耳曼族人的聚居区。该区域覆盖了捷克与斯洛伐克两国边境的大部。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岁月里，这片土地隶属于奥地利，随后又纳入了奥匈帝国的版图，成为了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的一部分。期间，奥地利著名的将领——拉德斯基元帅，曾在此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老约翰·施特劳斯曾为其创作了《拉德斯基进行曲》，该曲目至今仍作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经典保留节目。施瓦岑贝格亲王卡尔·菲利普莱比锡会战联军总司令都属同一地区。

一战落幕之际，奥匈帝国分崩离析，苏台德地区连同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一并并入新兴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变动使得三百余万讲德语的日耳曼人，从奥匈帝国的主导民族沦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数族群。1918年11月，捷克军队占领了以德意志族人为主的区域，无视当地居民的抵制，在圣日耳曼条约中，苏台德地区被划归捷克斯洛伐克。根据1921年的统计数据，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德裔人口达到312万，占总人口的23%，位居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后，成为第三大民族群体。

自古以来，捷克人与境内的日耳曼人便存在着不断的摩擦。历经奥匈帝国的长期压迫，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建国后，国内对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充满了仇恨与敌意。土地遭受侵占，求学与就业遭受歧视，救济物资亦无法公平分配。

“捷克人对那些遭受欺凌的日耳曼族大学生所行的暴行令人发指，我曾在民族大街亲眼目睹捷克人强行剥去日耳曼族大学生的白色袜子，甚至撕裂了两名学生的褐色衬衫。”而女子则回应道：“我们的领袖绝不会袖手旁观。”然而，她所提及的领袖并非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而是希特勒。

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爱德华·贝奈斯曾指出，化解民族矛盾的良策，在于逐步迁移所有德裔居民。在《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一书中，描绘了那位矮小身影在巴黎的饭店任职时，服务员们对德裔顾客的冷漠与歧视。然而，这种现象并非个案，整个社会对日耳曼人的土地进行侵占，在工作、救济和资源分配上亦存在诸多不公，这一切无疑让捷克境内的德裔人民陷入了痛苦与绝望之中。

不能简单归咎于捷克自身将苏台德地区推向“第三帝国”的怀抱，然而，捷克民众的盲目民族主义无疑为希特勒在“回归帝国”的口号下引发的“苏台德危机”提供了可乘之机与借口。

02

潜流涌动：捷克政府对待地区领袖，显现出明显的差异，而地区领袖正积极争取自治权。

自1929年起，全球经济陷入了一场深重的危机，各大区域的经济形势均呈现出不容乐观的态势。捷克斯洛伐克亦未能幸免于难，失业问题日益严峻。然而，相较于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地区，苏台德区遭受的经济损失尤为严重。经济危机的降临，导致国际贸易市场迅速萎缩，这对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苏台德德意志民族而言，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据统计数据显示，1929年苏台德区的失业人口达到了41600人，而到了1933年，这一数字飙升至738300人。

面对这一严峻局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迅速启动了救援计划。自1930年开始，每年通过根特机构向失业者提供失业救济金，约三分之一的苏台德地区失业者因此受益。此外，政府还对陷入困境的德意志银行提供了国家贷款，助力其重振旗鼓。

布拉格政府明确表示：“我们的援助着眼于需求，不区分民族。”然而，苏台德地区的失业率仍旧显著高于捷克本土，这一现象不仅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也部分归因于捷克斯洛伐克地方政府的某些做法。在捷克斯洛伐克，众多职位要求通过语言测试，特别是在捷克地区，只有掌握捷克语的人才有资格被录用，这无意中剥夺了坚持使用德语的德意志人众多就业机会。据记载，在1933至1935年期间，德意志人在邮政岗位上的失业人数竟高达7800人，而这些职位最终却分配给了捷克人。因此，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对政府在经济危机期间未能妥善处理民族关系表示不满，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加剧。

随着经济危机席卷苏台德地区，当地德意志民众对传统左右翼政党普遍感到失望。历来，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左翼政党主张在承认该地区归属捷克的前提下，为德意志居民争取权益。然而，在经济危机期间，捷克政府的偏袒行为导致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对传统左翼政党完全丧失信心。

然而，当前右翼政党的可靠性亦堪忧。支持这些政党，可能导致捷克与斯洛伐克之间爆发冲突，从而给德国人带来更严重的损失。此外，鉴于德国工业的蓬勃发展，苏台德区的工业一旦并入德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激烈的竞争，这一前景正是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所不愿面对的。

在此刻，新兴政党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问世，为正遭遇经济与政治双重困境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带来了曙光与新的期望。

克洛德·汉莱因，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领导人，现常被刻画为狂热的纳粹支持者。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他的母亲是捷克血统，他本人也拥有半数捷克血统。起初，他在苏台德的政治舞台上以右翼保守派的形象崭露头角。他并未倡导苏台德地区与纳粹德国的合并，而是仅仅希望捷克政府能够同意给予苏台德地区高度自治。

汉莱因曾明确表态，他绝不会与前苏台德地区的纳粹分子达成任何形式的秘密协议。在一场演讲中，汉莱因强调道：“我们坚信，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在其企图并吞的地区已经丧失了正当性，我们坚决捍卫对个人权利的无条件尊重。”德国驻布拉格大使科赫在向政府提交的报告中指出：“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政治立场并非如我们所预想的那样倾向德意志第三帝国，反而呈现出与之背道而驰的趋势。”

即便在1935年12月，当克洛德·汉莱因造访英国之际，他对英国记者坦言：“纳粹党所宣扬的‘泛德主义’对于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与捷克人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它严重威胁着全球和平。将德意志人从捷克斯洛伐克的疆域中剥离出去，既不切实际，亦非可行之策。”

英国政界对克洛德·汉莱因同样评价颇高：“在狂热法西斯主义风潮的裹挟之中，汉莱因仍能坚守独立自主的领导原则，这一品质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03

蓄势待发：纳粹德国强势崛起，捷克政府屡次妥协退让。

1936年，德国在莱茵区的举措带来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由此引发的全球局势巨变，亦波及到德国与诸多国家间的外交关系，自然包括了捷克斯洛伐克。

莱茵地区的重新武装标志着德国向中欧及东南欧地区的扩张意图愈发明显。面对德国的这一行动，西欧国家未能作出有力的回应，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希特勒的嚣张气焰。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层对自身处境进行了重新评估：他们认为希特勒将首先对奥地利动手，接着便会将目标转向他们。

事态的演变证实了这一估测不仅逻辑严谨，而且精确无误：“1935年，汉莱因赴英，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数民族问题从德捷两国边界扩展至国际层面”，英国的态度令捷克斯洛伐克深感失望。尽管汉莱因多次重申其对布拉格政府的忠诚，但贝奈斯等领导人仍难以消除疑虑，他们担忧德国的真实意图可能隐藏在民族自决的口号之下。因此，无论是为了回应英国政府的压力，还是为了安抚境内的德意志人，捷克斯洛伐克逐渐倾向于作出相应的妥协。

1937年2月颁布的“布拉格政策”明确了以下规定：德意志人得以按比例参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公共事务；在德意志人聚居区，公共支出将用于社会福利，且政府合同将被德意志人的合同所替代；此外，在德意志人居住区域内，德语将与捷克语享有同等的官方语言地位。

此政策标志着布拉格政府首次对德意志群体作出实质性的让步，然而，它并未满足苏台德地区德意志人党派关于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享有完全自治权的诉求。反而，这一举措加深了苏台德德意志人对希特勒的崇拜以及对纳粹德国的感激之情。在他们眼中，布拉格的让步似乎完全建立在对纳粹德国力量感的依赖之上。

与此同时，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党派经历了显著变革。这一变化首先源于德国在莱茵兰地区的辉煌成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倾向于纳粹主义，他们更倾向于融入德国，而非追求高度自治。特别是1937年4月，布拉格拒绝了克洛德·汉莱因关于将苏台德地区建设为一个名义上属于捷克的独立国家的提议，这一事件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

继之，伴随着德国经济的迅猛回暖，捷克的经济发展却陷入了持续的低迷。在此背景下，克洛德·汉莱因及其德意志人党在财政支持上愈发依赖于德国的资金援助。他在1936年的一次演讲中，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这一立场：“我宁愿因与德国的合作为敌而遭受憎恨，也不愿因对德国的憎恨而一无所获。”

最终，纳粹德国的党卫队及其首脑希姆莱，逐步深入参与到德国的对外事务之中。1936年，希姆莱对“境外德意志人办公室”的全面掌控，使得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党向纳粹化转变成为定局。

04

冲突爆发：德裔群体滋事，政府果断施行镇压措施；英法两国达成妥协，德国趁机强行占领。

“我绝不允许在德国的腹地诞生第二个巴勒斯坦。那些可怜的阿拉伯人，他们既无武器可持，又备受歧视。而那些身处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同胞，他们既不会沦为赤手空拳的弱势，也不会遭受鄙夷。这一点，我们必须予以关注。”……“如果这些遭受苦难的人们无法获得应有的权利和援助，他们必将向我们寻求。”……“我无法再忍受捷克人控制着三百五十万德国人的局面！”……“纵使此事可能影响或损害我们与欧洲各国的关系，我们对此深感遗憾，但责任绝不在我们。”

1938年9月12日，希特勒于纽伦堡纳粹大会的闭幕式上发表了极具煽动性的演讲，该演说在苏台德地区迅速激起了一波波示威游行和动荡不安。翌日，早已按捺不住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在希特勒纽伦堡演说的鼓舞下，纷纷涌上街头，邮局、火车站、警察局等官方建筑相继落入他们的掌控。至13日中午，苏台德多个地区的动荡已升级至极端严重，捷克人与犹太人的店铺遭到破坏，捷克警察亦遭受攻击，沿途公然张贴纳粹标志。面对这混乱不堪的局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得不宣布在苏台德地区实施军事管制。

在9月13日的那场民众暴乱中，虽然布拉格并未陷入混乱，却令巴黎与伦敦为之震恐。

德国对苏台德区的吞并需分步骤实施，而边界最终的划定则交由一个国际委员会负责裁决。

依据《慕尼黑协定》，苏台德地区自10月1日起至7日，逐渐被德军所占领；而其他被认定为“德国特性最为显著”的领土，则由国际委员会负责确定，并于10月10日由德军接管；所有被割让区域的设施均无偿移交给德国。10月1日，德军自南线率先进入捷克领土，开启了第一阶段的占领行动。次日，另一路德军自北线入境，着手第二区域的占领。自10月3日至5日，古德里安指挥下的德军第16坦克军自西向东推进，占领了最大的第三区域。10月5日，在德国的压力之下，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宣布辞去职务，随后流亡海外，其职位由年迈体衰的艾米尔·哈查接替。直至11月20日，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向德国割让总计2.8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至此，捷克斯洛伐克实际上已沦为一个肢体不全、防御力量消散、主权丧失的国家。

05

梦魇般的“回归”，其后的景象并非如人所愿。二战的终结，竟让某些地区陷入更深重的苦难之中。

重返德国领土的苏台德德意志居民发现，他们的生活并未如预期般惬意。在政治层面，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虽受德国的严密管控，却被视为战争期间的临时政权。它既非德国的组成部分，亦非大德意志帝国的直属领地，在关税与货币体系上与德国及大德意志帝国分道扬镳，然而，它却是大德意志帝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这种特殊的保护国身份，亦在官员的地位与权限上有所体现。1939年3月16日，希特勒颁布建立保护国的法令，指定康斯坦丁·牛赖特为保护国的总督，成为希特勒的直接下属及唯一代表。然而，他的权力实际上极为有限，诸如交通、邮政、电报和电话等行政事务，均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德国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设立的行政机构，亦不受其管辖。

在经济层面，保护德意志人与捷克人面临相似挑战，需应对经济管制中的众多繁杂事务，并执行各项经济政策，这一切均在德国人的直接监管甚至直接控制之下进行。保护国军火生产部门专责军火制造，自1944年起，亦负责消费品工业的生产。鉴于劳动力短缺，德国政府频繁迫使当地居民充当劳工，为此，他们依据本国模式建立了强制性的社团组织，以确保对该部门的掌控。在食物供应方面，该地区的大部分粮食被希特勒用于德军的战时军需，因此，德意志人和捷克人一样，必须严格遵守战时配给制度。由于食物短缺和艰苦的劳工生活，该地区的德意志人普遍感到失望。在思想层面，纳粹重视确保占领区思想与纳粹政治目标相协调的工作，他们频繁向德意志人展示所谓的“文治武功”，灌输纳粹思想，旨在使他们尽快融入德国社会，为纳粹政权效力。

此外，鉴于德国战事日益紧迫，希特勒征召了众多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前往前线。据数据显示，约有35万人参与了战争，并为国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随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落幕，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标志着苏台德地区日耳曼人苦难的真正开端。依据盟国的协议和捷克总统的指令，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居民遭受了财产的剥夺和强制遣返至德国的厄运。在强烈的复仇情绪推动下，捷克人对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居民进行了残酷的掠夺和武力驱逐，成千上万的日耳曼人被迫离开故土，逃往易北河对岸的德国。然而，美军在河岸设置了封锁，禁止他们登陆。无奈之下，这些人只得返回原地，却遭遇捷克士兵的再次驱逐，他们试图涉水登岸时，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众多人命丧于此。这种暴力的驱逐最终被有组织的移民所取代，据捷克官方统计，约有223万人被驱逐，其中在迁徙过程中死亡2.4万人，失踪6.2万人。时至今日，这些被驱逐的人们依然无法重返家园，每年仍有人举行游行，以期讨回失去的故土和财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