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实的历史中，吴石最终暴露身份，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在与“活阎王”谷正文的博弈暗战中，他自身并没有露出明显破绽，他之所以暴露身份，乃是因为受同志请托所累，另外就是当时对台、在台情报工作，存在激进乐观、麻痹大意的情况。

因为《沉默的荣耀》正在热播，许多人都对吴石的潜伏经历挺感兴趣的，但是网上的信息挺杂乱，特别是关于吴石暴露、被捕的过程，那些关键细节、符合逻辑的细节都没说得清楚。最近这两天，老黑翻查了一些可靠资料，现在把那段历史的真相给大家还原一下——

1949年11月，朱枫去台湾和吴石会面，执行秘密获取情报的任务的时候，带了两封信。这两封信是她的上级万景光写给吴石和台工委书记蔡孝乾的。可以确定的是，吴石和蔡孝乾彼此知道，但在台湾他们并没有见过面，也没有直接联系。朱枫这次去台，是要和吴石碰头，秘密取信息，如果严格按照地下工作的保密原则，她本不应该带两份信去，更不该轻易和蔡孝乾见面。要是一旦见面，就意味着吴石和蔡孝乾之间有了横向的联系，这样的关系存在极大的风险，也严重违背了纪律。

实际上，情况比这个还要严重得多。

朱枫一到台北，第一眼遇到的人就是那个代号叫“老郑”的蔡孝乾。

两人在一家叫“三荣行”的南北货店碰面后，蔡孝乾对朱枫说，保密局正在追查一份在南部某学校流传的涉共刊物《光明报》，在大搜捕中，逮捕了台工委的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陈泽民。因为风声太紧，他和一些同志正在准备随时撤离城市，藏身山林。不过，他有个亲人在大陆，住在台湾挺不方便的，想早点帮她安排出境。他听说你岳父在警务部门工作，不知道能不能帮她办张出境证？或者请“大舅”也行。

两人在一家叫“三荣行”的南北货店碰面后，蔡孝乾对朱枫说，保密局正在追查一份在南部某学校流传的涉共刊物《光明报》，在大搜捕中，逮捕了台工委的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陈泽民。因为风声太紧，他和一些同志正在准备随时撤离城市，藏身山林。不过，他有个亲人在大陆，住在台湾挺不方便的，想早点帮她安排出境。他听说你岳父在警务部门工作，不知道能不能帮她办张出境证？或者请“‘大舅’”也行。

蔡孝乾提到的那位亲人，其实就是他的小姨子，也就是他的情妇马雯鹃。

面对蔡孝乾的这个请求，朱枫理应婉拒，但出于同志间的情谊，她并没有那么做，而是直接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两人见面完毕后，约好了每周三同一时间，在叫“建昌行”的联络点碰面。分开的时候，蔡孝乾要了朱枫在台北的女儿女婿家的电话号码（朱枫前往台北的借口是看望在台的女儿女婿，所以也住在女儿女婿家里），顺手把号码记在一张十元新台币上。

要把那些敏感重要的资料记在脑海里，这是地下工作的基本常识。蔡孝乾这个举动，也能看出他对敌人的斗争态度，显得有点松懈，挺危险的。

跟蔡孝乾见面次日，朱枫顺顺利利跟吴石联络上了。考虑到朱枫去台的借口是探亲，为了不让外头人起疑，吴石把他们接洽和传递情报的地点安排在了自己家里。

第二次在吴公馆碰面，两人之间的情报传递十分顺畅，任务完成后，朱枫拿出蔡孝乾给她的一张照片和一封信，悄声跟吴石说，还想请吴次长帮个忙。“分店”里的刘桂玲小姐急着回大陆，想搞一张出境证明，不知道吴次长能不能帮忙让手下来办这事？

吴石琢磨了一下，点头答应了。

这回碰面后俩人敲定了个规矩，每到星期六下午四点，朱枫都会过来吴公馆，把吴石准备的情报密件拿走。

事情发展得挺顺利的，就在朱枫快要把所有任务搞完，心里也在算回家的时间，突然间出了点意外。

1950年1月下旬，朱枫按照约定到“建昌行”和蔡孝乾会面，没想到的是，蔡孝乾派人带来一张字条，他本人却没有亲自出现。

那张字条上写着：“陈太太（朱枫代号）：老吴（台工委武装部部长张志忠代号）的生意亏死了（就是被捕的意思）。现在市场价格降得厉害，根本卖不出去，我打算出去一趟，您不用等我了，请早一点儿动身，盼望吧！郑字。（刘小姐的事，请告诉大舅不用操心了，谢啦。）”

看到蔡孝乾留下的预警字条，朱枫立马赶到吴公馆，商量着撤台的事儿。网上有个说法，说吴石冒险给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朱枫赶紧飞往舟山，没用那玩意儿《特别通行证》，而是借助吴石太太王碧奎的堂弟、空军关系密切的王参谋，靠着吴石最相信的助手聂曦，直接安排的飞机，把人送出去的。

这次见面时，朱枫告诉吴石，刘小姐的事不用再操心了。

不过，朱枫的话来得有点晚了，经聂曦一出手，刘小姐的出境证已经办妥了，而且还留下了关键的痕迹。

朱枫赶到舟山，挺顺利地搞定了。

可是在舟山，朱枫正打算找船去上海，结果突然被捕了。

在舟山被逮之后，朱枫马上就想到肯定是蔡孝乾出了差错。

1950年1月29日，谷正文为了追捕蔡孝乾，终于成功将他抓获。在查验过程中，谷正文从蔡孝乾身上找到了马雯鹃的假身份证。凭借假身份证上的真实照片，他猜测这名女子很可能已经计划逃出国门。接着，他到相关部门调取所有登记申请出境人员的照片逐一比对，结果发现一个叫“刘桂玲”的年轻女子的出境登记照片，居然和马雯鹃的一模一样。

又查“刘桂玲”的出境证，谷正文发现这证是以“军眷”名义交代的，关系栏里写着“刘永榘高参之女”，而本人去向则是“从台湾到定海”；更忒关键的是，在申请文件的右上角还留着一张代办人的名片，上面写着“东南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刘小姐的住处，则是“杭州南路某巷某号”。

凭借这三条线索，谷正文迅速查明，“刘永榘高参”根本不存在这个人，而“杭州南路”那个地址，现在属于某电力公司招待所，现已变成空置房。能直接追查核实的人，只有那位受人委托办证的“交际科长聂曦”，谷正文了解到，聂曦是吴石的得力助手，于是便断定，这其实是吴石露出的一处重大破绽。

聂曦被扣押后，为了保护吴石，在保密局特务的逼问下，不得不交代：“我是吴次长的老部下，常常去吴次长家。这张出境证，是吴太太托我办的。我不认识刘桂玲，因为要作为军眷使用，所以我就编了个‘刘永榘’的假名，地址也填了吴次长以前的地址。拿到出境证后，我把它交给了吴太太，其他的情况我都不清楚。”

谷正文的手段相当狠辣，在听完聂曦各种周旋的供述后，他意识到还不到动吴石的时机，于是便把吴石的太太王碧奎“请”进了保密局。

吴太太在保密局的审讯室里拼命应付，为了护住丈夫，最终不得不承认，这是受一位来自香港的陈太太委托，办理的那张出境证。

陈太太是谁呢？这个问题还真让人琢磨，不过在目前的资料里，没太给详细介绍。

蔡孝乾其实有能力应对这个问题，不过第一次被逮捕后，他半真半假地叛变了一下，在带特务去追捕人的时候，他抓住个空当，溜走了。不过，逃跑之后的蔡孝乾，还是太放松，没有保持警觉，斗志也不足，很快又被特务设了埋伏，露出了马脚。

被抓第二次没多久，差不多不到一周的时间，蔡孝乾就彻底倒戈了。

谷正文对他进行了细致的搜查，发现了不少重要的线索，最让他注意的是一张面值十元的新版台币，钞票背面边角写着一个电话号码。

谷正文问蔡孝乾电话号码的出处，蔡孝乾在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之后，坦白说：“是我······负责联系的一个大陆来的女干部的电话。”

谷正文又追问：“她叫什么呀？”

蔡孝乾说：“朱谌之（就是朱枫在台时用的名字），咱们也都叫她陈太太。”

为了确认蔡孝乾的供词，谷正文拿起电话，拨通了“陈太太”家的号码，接通后，他问：“陈太太在家吗？”

电话那边的人可能在忽悠，回应道：“她两天前搭空军的飞机去了定海……”

听说陈太太朱枫已经跑去定海，谷正文一听，马上在舟山群岛开始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

可惜的是，那会儿朱枫距离祖国大陆就差一步，却最终没能从这张阴暗的大网里摆脱出来。

第一次抓捕蔡孝乾的时候，谷正文在他的笔记本上发现了“吴次长”这三个字，可是吴石贵可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光靠这几个字，谷正文可是不敢随便动他。

不过，蔡孝乾第二次被捕，陈太太身份的谜底被揭出后，局势就不一样了。谷正文心机很深，他为了顺利获得口供，暗中迷惑吴太太，谎称吴次长在南京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时，他还只是个科员，多亏了吴次长的提拔，才升到上校。现在有人怀疑吴次长出了问题，只要揭露出他和陈太太的真实关系，他一定会想办法帮助吴次长，过去这关。

吴太太既不知道陈太太的真正身份，也没有察觉到谷正文话里面有陷阱，为了赶紧帮丈夫脱困，她最终说出了一个她觉得无关紧要、其实很致命的细节——就是吴石在家里几次和陈太太见面交谈。

谷正文得到了这个口供，基本上清楚了吴石的底细和他与陈太太真正的关系，经过报告，他没有让吴太太离开，直接带着特务们去了吴公馆。

听到勤务兵的报告后，穿着睡衣的吴石从卧室里走了出来。谷正文站在客厅里，语气既温和又带点严肃地说：“吴先生，这个点过来打扰，是跟你太太的事情有关，上头说还得请您亲自去一趟才能搞定。”

吴石起身，语气平静地回应：“好，我马上过去。”

话刚说完，吴石就回到房里，换了身草绿色的军便服，然后轻声招呼隔壁的小女儿，想跟她说点什么。谷正文看到吴石跟小女孩窃窃私语，赶紧走上前来打断，催他直接开口说事。

吴石觉得谷正文挺令人讨厌，回到客厅坐下后，不客气地说：“我不去了，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谷正文威胁道：“这是我们的公务，吴次长请多包涵。要是不配合的话，上头有命令，我们可以用任何必要手段完成任务。”

话一说完，谷正文转身离开，这时候一辆黑色轿车早就停在门外等着了。

吴石心里清楚，反抗已经没啥用，这会儿两个小特务已经呈现出挟持的姿态。

小女儿一看到这个模样，就从卧室里冲了出来，死死拉住爸爸，放声大哭起来。

吴石轻轻抚了抚小女儿的头，语气里满是安慰：“学成，别害怕，爸爸走之前告诉你，妈妈很快会回来。你在家里照顾好弟弟，好好读书哦！”

说完这番话，吴石的女儿忍不住呜呜地哭起来，随后两名特务坐进了那辆黑色轿车的后座，之后再也没有出现。

吴石被抓的经过，实际上是国民党情治机构在审理“吴石、朱枫”案之后，于1950年7月在香港《新闻天地》周刊刊登的一篇“破案始末”长文中披露的。

据谷正文在1994年写给台湾《传记文学》编辑的一封名为《关于吴石案的一些补充》的信中提到，在保密局逮捕吴石之前，吴石已经提前一天服用了多颗安眠药，临时被捕时还试图用左轮枪自杀。

假如谷正文的话是真的，那吴石被抓的实际情形可能就像这样——

吴太太一被保密局带走，吴公馆就被特务盯得死死的，吴石这会儿就觉得自己完完全全曝光了。那天晚上，他试图服安眠药想搞点事儿，但很快就被特务察觉了，立马冲进房里拦住他。此时，脑袋还算清醒的吴石又从腰间拔出左轮手枪，打算再搞一次自杀，但子弹还没发出去，就被特务抢了去，最终没跑掉，被一网打尽。

吴石一被逮住，就被单独关押在台北市青岛东路的保密局监狱，那地方以前是日据时期的军人监狱，牢房超小，差不多不到五平方米，空气也特别差。特务不停地对他进行审问，有时连续审查24小时甚至更久，用“车轮战”方式轮番折磨，想要打垮他的意志。

据当时参与审讯的国民党官员李资生提到，“审问吴石是最难搞的一件事”，因为他一直不肯配合，毫不松懈。

各种资料都显示，吴石在保密局的牢里受了不少折磨和折腾。

纪录片《沉默的荣耀》里说，特务用竹签戳进吴石指甲缝想逼他认罪，可他就是不说话，只一直重复那八个字：“死不足惜，自由可贵”。

据台湾媒体《星岛日报》报道，吴石在受刑时遭到灌辣椒水，结果左眼永远失去了视力。

台湾狱友刘建修在2009年回忆中提到，吴石被特务“粗暴地扔进牢房”时，“全身都是伤，皮肤红的、紫的，腿肿得很厉害”，这也侧面说明了他遭到的暴力对待有多严重。

据吴石狱中手记透露，从3月5日到4月7日这段时间，他“随时被讯问，整个过程让人神经都紧绷，心情异常激烈”，结合同狱友描述的“肋骨断了三根”和“皮肤红紫”的伤痕，可以猜测他遭受了不断的殴打和电击折磨。

面对那些折磨，吴石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坚韧意志。

据台湾“国防部”档案记载，吴石审讯时“始终沉着应对，坚贞不屈”。当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亲自劝其投降，提出“只要写悔过书就能重新上岗，还能去日本治疗”，他用鲜血在纸上写下“死不足惜，自由可贵”，还加了一句“来世仍选此路”。

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蒋鼎文担任审判长，韩德勤、刘咏尧等人担任审判官的“特庭”，在“国防部”军法局开庭审理“吴石、朱枫案”。

审判长只随意询问了四名“要犯”的姓名、年龄和籍贯，然后就草草地“宣布了死刑判决”，还说死刑已经得到了最高当局的批准，马上就要执行。

这案件审理得这么仓促，整个过程才十分钟左右，原因在于蒋介石亲自“批准”的“总统”宁高字390084号杀人密令，已经在开庭前一天送到了“军法局”。至于蒋鼎文嘛，也只是个“照本宣科”的角色罢了。

在马场町的刑场上，临别之际，吴石从容不迫地念出了他在《自白书》中写的那首断魂之诗——

在那五十七年的梦境中，声名与抱负都未曾白费；只要能用一颗真诚的心，在地下也足以告诉我的父亲。

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半，吴石将军穿着西装倒在了那儿，两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把他的心脏拱了出来。他倒在血染的坡地上，那份悲壮，真真实实地实现了他的临终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