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大堂的瓷砖还未干透，红色的油漆像新鲜的血迹一样，被拖鞋和皮鞋踩出无规则的轨迹。

保安员的手还撑在脖子上，表情介于疼痛和茫然之间。

他大概没想到，工作多年，最激烈的一天，不是赶上消防演习或者漏水事故，而是和一个手里拎着三罐红油漆的陌生男子较了劲。

“他只是说要见李嘉诚，”保安员事后回忆，“我们当然不能让他上去，但他突然就砸开了油漆桶。”如果我是现场的保安，我会不会在那一刹那，脑中冒出“香港警匪片”那一幕？

还是，像每个普通班点一样，只抱着侥幸心理希望这一切很快过去？

案发时间：11月4日上午10时36分。

作为一个局外人，或者说，职业惯性让我习惯于把一切拆开来看：场所选在中环长江集团中心，主角是49岁的陈姓内地男子，配角是57岁的罗姓保安员、一群目击者和来得很快的警察。

事情的触发点很简单——“我要见李嘉诚。”在社会分工明确、规矩森严的香港中环，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笑话。

被拒后，油漆开盖，红色泼洒，冲突升级，保安员试图阻挡，颈部受伤。

警方到场，涉事人被制服逮捕。

所有线索都很清晰，没有离奇反转。

电梯大堂的油漆、保安员的伤口、三罐刚买的红漆小票、监控视频，每一件都像证据链上的一枚螺丝钉，扣紧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更像一场被提前安排好的“意外”——剧情里没有英雄，只有制度与情绪的碰撞。

此处，可以补充一句无关紧要的冷知识：长江集团中心的电梯大堂，即便你拿着钥匙卡，也不一定能去到你想去的楼层。

更别说“见李嘉诚”。

有些门槛，不是靠勇气和三罐油漆就能跨越的。

陈姓男子此前曾两次到访中心滋扰。

这个细节，像是案件中的老熟人，见证了执念的累积。

我们还得考虑一件事：目击者说他疑似精神异常。

这句话在案情通报里，总是悄悄落脚，却能在之后引申出无数叙事和隐忧。

长江集团的公关声明也没什么新意：“事件已交由警方处理，对保安受伤表示遗憾，将为其提供适当协助。”大企业的姿态无可指摘，也无法安慰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保安员。

受伤的，不只是脖子，还有所有普通人对安全感的执念。

如果要用行业术语，这叫作“突发治安事件”，处理流程很标准：报警、现场控制、人员疏散、取证、后续评估、心理干预。

和我们习惯的“偶发事件”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现场的油漆比一般的血迹更难洗掉。

在案件剖析上，动机、手段、后果三者构成了我职业生涯里的“铁三角”。

动机很容易推断：陈某要见李嘉诚，这几乎不可能，也大概率是精神异常或极端执念的产物。

手段是预谋的，前一天入港，事发当日特意购买油漆，行为有一定的计划性。

后果则是直接的人身伤害与公共秩序破坏。

这种“情绪型犯罪”，通常在精神医学和社会学的边界游走。

其实很多人没意识到，绝大多数突发事件的真实动因都很琐碎——一段执念、一次碰壁、一点点积压的愤懑。

这些情绪，平时像楼里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一到临界点，就可能化作油漆或拳头，泼向身边最无辜的人。

有人问，保安员在这种场合下，责任有多大？

其实，保安本就是高风险岗位，既是“看门人”，又是“挡刀人”。

在体系化的安全管理里，我们通常要求他们“理智应对”，但真到油漆飞溅、对方情绪失控时，没有谁能保证自己百分百不受伤。

这不是“处置不当”，而是岗位本身的“职业伤害”。

我经常打趣说，保安这职业，防的不是小偷，是人性里不可控的那部分。

事情发展到警察介入，程序正义开始接管现场。

逮捕、审讯、移交司法，每一步都按部就班。

可生活里，程序的正义经常慢了半拍，情绪的洪水早已漫过了现场的瓷砖和油漆。

这个事件的黑色幽默在哪里？

大概就在于，把“见李嘉诚”当作人生目标的人，最后见到的不是亿万富翁，而是一群苦哈哈的警察和急救医生。

而那些在金融大厦里日复一日坐班的人，最怕的不是股价暴跌，而是被无差别卷入这种“突发事件”里。

如果要说我的个人理解，其实很简单：在现代社会的大厦里，每个人都像电梯里的一层按钮，按下去会亮，会停，但没有哪个人能无条件“直达天台”。

社会的规则和底线，是靠一层层普通人辛苦守住的。

保安员、前台、警察，甚至是围观的路人，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彼此留一道安全距离。

可话说回来，精神异常、极端执念这些标签，能解释事件，却治不了病。

我们开玩笑说，见李嘉诚比中彩票还难，现实却是，有人为了“见一面”愿意冒险犯错。

社会总喜欢给这种人安上“怪人”、“精神病”的标签，既可以撇清责任，也能自欺欺人地获得片刻安全感。

但事实是，这些“怪人”就在我们身边。

他们可能昨天还是安分守己的工薪族，今天却因为某个执念或者障碍，成了新闻里的主角。

制度、规则、执法，能约束人行为，却很难治疗人心。

有时候我会想，我们是不是也在用一种更隐蔽的“油漆”，往自己的生活里泼上一把？

只是我们的油漆看不见，溅不到电梯大堂，却也一次次涂抹掉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信任。

说到底，这起案件，没有绝对的恶人，也没有绝对的受害者。

有人受伤，有人愤怒，有人困惑，有人旁观。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重复着“见不得人”的小愿望，守着“见不到人”的大楼层。

写到这里，我想起之前处理过的一桩案子：也是有人情绪失控，也是普通人受伤，也是程序正义慢慢收尾。

最后，大家各自回到生活的轨道，只有在夜深无人的时候，才会想起——我们和那些“怪人”之间，真的有那么远吗？

你觉得呢？

如果你那天就在电梯大堂，面对一个要见李嘉诚、手里还拎着三罐油漆的人，你会怎么做？

或者说，我们每个人，面对自己生活里的“油漆男”，真的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