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三月，我国与苏联在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爆发了一场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珍宝岛坐落在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该岛与邻近的卡脖子岛以及七里沁岛一同位于中苏边境乌苏里江的主航道中心线，其主权始终属于我国。

1969年3月11日，一支驶向珍宝岛地区的苏军车队踏上征程。

苏联视角下的珍宝岛全貌（摄于1969年5月）

苏联红军伊曼边防总队所配备的装甲车辆（拍摄于1969年3月12日）。

1969年3月2日、15日及17日，中苏两国在珍宝岛接连爆发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武装冲突。这些冲突，作为两国长期矛盾摩擦的爆发点，主要由苏方挑起。得益于我方的充分准备，苏方损失了17辆坦克和装甲车。根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开的数据，苏军在这场冲突中伤亡惨重，共死亡58人，受伤94人。显而易见，苏方在这场冲突中遭受了损失。

在珍宝岛冲突爆发之际，苏联高层反应尤为激烈。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军方强硬派人士，力主“彻底根除中国威胁”。他们计划调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配备数百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军事及政治关键目标实施“精确外科式核攻击”。

1969年3月14日，苏军伊曼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上校，在生命终结之际，留下了他的最后一幅影像。

1969年3月15日，康斯坦丁诺夫上校正目睹苏军对珍宝岛发起攻势的前夕。

巴班斯基下士，位居队列中央，二位，在珍宝岛激战后，荣膺苏维埃英雄的崇高荣誉。

彼得罗夫，系苏军伊曼边防总队政治处的一名士兵。1969年3月2日，他在珍宝岛冲突中英勇牺牲。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华盛顿紧急会晤了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博士，向他透露了苏联计划对中国发动核攻击的意图，并寻求美国的态度。苏联的意图清晰可见：鉴于当时中美关系的紧张，苏联希望美国保持中立。次日清晨，基辛格抵达白宫时，尼克松总统显得焦急不安：“亨利，有什么棘手的问题吗？”基辛格将十几张密密麻麻的纸张放在桌上，说道：“请看这些，苏联意图对中国动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与我彻夜长谈。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们计划通过核导弹彻底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希望听取我们的看法。”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 联，一个强大中 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 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 国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危。最可怕的是，一旦让他们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的面前。到那时，美国也会举起白旗的。“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经过磋商，美国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 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 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3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发布这一消息，因为美国没有秘密是众所周知的，即使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指责我们。”

彼得罗夫遗作（1969年3月2日）

伊曼边防总队队长，康斯坦丁诺夫上校，于1969年3月17日出生。

苏联边防军乘车，手持棍棒。

苏联库列比亚克依内边境哨所的瞭望塔（摄于1969年3月）

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 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悉，苏联计划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搭载数百万吨级的核弹头，针对我国关键军事设施——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关键工业城市，实施所谓的‘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此消息一经公布，便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令勃列日涅夫愤怒不已。我国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理，正如基辛格所预言的：“希望中共领导看到这条消息后，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汇报后表示：“既然是核大战，原子弹固然威力巨大，但我并不畏惧。”随即，他果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全国迅速进入了临战状态。众多企业转而投身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向临战模式转变，大量工厂迁往交通不便的山区和三线地带，实行“山、散、洞”的布局，北京等大城市也纷纷开始挖掘地下工事。

据推测，这位可能是于珍宝岛冲突中英勇牺牲的亚申中校。

苏军第135摩步师装甲战车

位于下米海洛夫卡的边防哨所，其边防部队正于1969年3月16日举行阵地上的会议。

我国边防部队正就苏军装甲车辆撞击致中国平民伤亡的事件，积极与苏方进行交涉（1967年12月）。

一群中国士兵站立于珍宝岛冰封的表面（1969年3月2日）。

在两国关系濒临战争边缘之际，苏联领导人鉴于全球战略重心对美国，且战略重点集中于欧洲，以及考虑到对华攻击后可能遭遇报复等多重因素，果断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措施。苏联部长会议前主席柯西金在9月上旬前往越南吊唁胡志明之际，把握时机，向一同前往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希望在返程途中途经北京与中国进行会谈。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最终同意了这一请求。9月11日，双方在机场展开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会谈。此次会谈虽显现出中苏关系的些许缓和迹象，但危机仍未完全解除。柯西金回国后，苏联的态度却出现了逆转，变得更加强硬，这反映出苏联领导层内对华政策的不统一。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反对柯西金的缓和对华政策，坚持对中国实施高压策略。

苏军冲突死者遗体

棺木中安放3月2日阵亡者

亲人告别阵亡者

9月16日，《星期六邮报》于伦敦发表了一篇由苏联自由撰稿人维克多·路易斯撰写的文章，实则代表了克格勃的立场。文章声称“苏联可能对位于中国新疆的罗布泊基地实施空中打击”。此举再次在中国大地上空笼罩了一层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阴影。显然，美国意识到，维克多的这篇文章既是对美国的试探，也是对中国的警示。

出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严重后果，在尼克松召集紧急国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副总统阿格纽、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惠勒、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后认为：“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情。”为此，美国实施了叁步曲：首先，鉴于中美政府间缺乏沟通渠道，安排高级官员会晤无疑费时费力。因此，我们决定重启中断两年的华沙大使级会谈，以延续15年的对话历史。为此，我们指派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立即着手处理。这一决策导致了斯托塞尔紧随中国驻波大使的戏剧性追逐事件。其次，我们利用齐奥塞斯库和叶海亚与中国的深厚关系，频繁传递我们寻求和解的诚意。最后，为了迅速缓解紧张局势，美国动用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未启用的策略——利用苏联已被破译的密码，向苏联本土的134个城市、军事要地、交通枢纽及重工业基地发出总统指令，准备实施核打击。

伊万·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苏联英雄。

苏联伊曼边防总队队长，上校。

巴班斯基

1969年10月15日晚7时许，心慌意乱的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 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万火急，他们只是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送来。”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国会站到中 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情况属实，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 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 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叁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听完后，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背叛了我们！”

1969年3月2日，英勇牺牲的克格勃侦察员，布依涅维奇上尉。

1969年3月6日，斯特列利尼科夫中尉与布依涅维奇上尉的追悼仪式隆重举行。

1969年3月6日，伊曼边防总队隆重举办了一场葬礼，以纪念3月2日珍宝岛冲突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

伊万·斯特列利尼科夫夫人

至于我国，正如10月15日晚，柯西金在勃列日涅夫稍显平复后所言：“或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仅是虚张声势，然而我国的反击意志却是坚定不移的。尽管我们的核弹头数量有限，但我们绝不可能在战争伊始便剥夺其反击之力。更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早在四年前便已进行了导弹携带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确度令人惊叹。加之我国已做好充分准备，全国上下几乎全民皆兵，纷纷挖洞备战。因此，与我国进行谈判势在必行。”柯西金所提及的爆炸试验，指的是1966年10月27日，我国使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为2万至2.5万吨的原子弹，从数百公里外的双城子发射至罗布泊的一次实战性原子弹爆炸试验。

1969年9月23日与29日，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前夕，我国接连成功实施了两次核试验：一次是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当量介于2万至2.5万吨；另一次则是通过轰炸机空投的氢弹热核爆炸，其当量高达约300万吨。这一爆炸事件迅速被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卫星捕捉到，其中苏联对于中国核爆炸的含义有着清晰的认识。美联社发布的一篇评论文章颇具代表性地指出，“中国近期进行的两次核试验，并非为了追求具体成果，而是作为临战前的检测手段。”同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于北京展开，自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势逐渐得到缓解。至此，20世纪我国最后一次核危机得以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