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选择逃亡者，一旦落网，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枪决的命运。在行刑之前，他们必须忍受扁担的猛烈打击，直至他们的声音彻底消失。

在南部恒春地区，一夜之间，竟有三十余人选择了以吊颈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一同坠入了绝望的深渊，心灵深处充斥着前途的迷茫与希望的遥不可及。

吴法宪批准了对韦大卫的正式逮捕，随即将其押解至东北地区的一所看守所实施羁押。

在那个地方，我屡遭皮肉之痛，肋骨断裂了两根。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忍受着鲜血呕吐的煎熬，左耳也因遭受殴打而受损。

历经六年之久的囚禁生活，韦大卫重整旗鼓，精心策划并最终成功执行了越狱计划……

陈晓楠：1949年炎炎夏日，韦大卫，一位思想始终激进的少年，年仅十七岁便肩负起大学学生会主席的重任，投身于学生运动之中。因领导学生运动，他不幸成为特务追捕的对象。在夜幕降临之际，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窗无奈逃离桂林，抵达广州。彼时，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定，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军队纷纷退守台湾。在这群无依无靠、境遇艰难的年轻人眼中，广州街头国民党军校的招生广告仿佛一抹希望的曙光。

韦大卫的三个叔叔均投身于飞行事业，这份职业自幼便在他心中埋下了对飞行的深深热爱。然而，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两位叔叔不幸捐躯，另一位则因飞机事故离世，家人的忧虑与反对愈发激烈，坚决不允许他踏入空军的大门。为了能够安心继续学业，他们毅然决定报名参加考试，并很快被“陆军骑兵军官学校”录取。在那个8月23日的清晨，韦大卫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一同在广州黄埔港登上了名为“惠民”的客轮，与汹涌的迁徙人群汇合，共同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航程。

韦大卫：他们租赁了若干艘船只，其中不乏商船与客轮。这些船只络绎不绝地运送人员至台湾，每日均有大批人潮被载送。我们搭乘的“惠民”轮，大概容纳了两三千名乘客。那段时日，船上纠纷频仍，人们为了争夺有限的餐食、抢占舒适的座位或是争取宝贵的睡眠空间，时常演变为激烈的争斗。

陈晓楠：你还记得当时对台湾的看法吗？

韦大卫：对台湾的了解，那时的我几乎一无所知，心中所怀的，不过是寻求一个安顿身心的地方。招生广告中那诱人的许诺——成绩卓越者将有机会保送至美国深造——正是这一承诺，驱使我踏上了前往宝岛的旅程。

陈晓楠：彼时您或许未曾察觉，这或许会成为与家人联络的阻碍。

韦大卫：未曾预料，竟会如此地遥远。那时，广州仍笼罩在解放的阴霾之中，战事频发，百姓生活困苦。许多人误以为迁往台湾便能够迎来安宁的时光。

步入台湾军校的门槛，对年仅二十一岁的韦大卫来说，原本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然而，他未曾料到，这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惠民”号客轮从黄埔港全速驶向台湾，当时，那些登上客轮并自称是“军官学校”学员的人们，听到了一个令他们震惊的消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并非军官学校，而是将被送往台湾，沦为最底层的一等兵。韦大卫这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而那些招募兵员的骗子早已携款潜逃，消失得无影无踪。满腔怒火的韦大卫立下誓言，一旦抵达台湾，他必将设法逃脱。

韦大卫：船员向我们透露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他们坚称，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是被逼迫成为所谓的“猪仔”，被迫被送往台湾的壮丁。每当那些招募兵员的走卒成功招徕一名新兵，国民党便会向他们支付一笔丰厚的报酬。然而，拿到这笔钱后，他们便在上船之前神秘地消失了。

陈晓楠：你们怎么看待这个消息？

韦大卫：人声鼎沸，悲啼与诅咒交织其中。我立下重誓，誓要重返大陆，洗刷往日之耻。对你所施加的一切，我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绝不姑息。因此，我将身上价值不高的财物悉数变卖，换成台币，以防万一登陆便立刻逃离。至于逃往何方，心中尚未有确切打算，只是打算碰碰运气，寻觅一个合适的藏身之处。总之，我早已下定决心，一旦登船，即刻离去，毫不停留。

陈晓楠您为何这么想？

韦大卫我的个性使然，对他人强加于我的命运，我决不屈服。或许你可能会认为我的想法颇为大胆，然而我内心并无畏惧，因为我已历经过无数次的挑战。犹记得湘桂铁路首次全线通车的那一年，我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从未有过乘坐火车的经历。好奇心驱使着我，我跑到了火车站，眼见火车即将启程，我毫不犹豫地攀爬了上去。结果，那火车竟真的将我带往了远方。最远的一次，我抵达了武汉，家人对此一无所知，我身上亦无分文。我在武汉游玩了两天后，又踏上了回家的路。

陈晓楠那次扒火车，家人惊了。

韦大卫家中众人对这一切都已司空见惯。那时的我，常与人争执不休，身上伤痕累累，乡里乡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成了那个出了名的野孩子。我常常独自一人，做出诸多胆大妄为的事情。乡人们常说，“虎生三子，必有一豹”，意指老虎若是生了三个崽，其中必定有一个儿子异常勇猛。而我，便是那传说中的“豹子”。

韦大卫自幼便投身于村民自发组织的山林抗日斗争。作为壮族的后裔，他承袭了民族那不屈不挠的血脉，性格刚烈且桀骜不驯。在他下定决心逃离故土之际，他未曾有过丝毫的迟疑。1949年8月，经过四天四夜的漫长跋涉，“惠民”轮终于抵达了台湾高雄。韦大卫刚一踏上码头，便立刻产生了逃跑的念头。然而，他的同窗好友力劝他留下，鉴于码头戒备之森严，他不得不暂时搁置了逃跑的打算。

初踏足宝岛台湾的土地，国民党军队为确保他们不得擅自离去，将他们拘押于凤山军营。步进军营的那一刻，韦大卫便开始仔细观察四周的地形，并悄无声息地规划了一条可能的逃离路线。然而，不久之后，他得知这所宛如牢狱的军营坚不可摧，在他之前，无人能成功突破重围，无人能破解这逃亡的魔咒。

陈晓楠记得刚来台湾吗？

韦大卫踏至高雄码头，眼前景象令人触目惊心，枪支遍布，机关枪架设于各处，一旦有人试图反抗，即刻命丧黄泉。部队将港口严密封锁，紧张氛围笼罩四周，街道上多处实行了严格的戒严。民众远远围观，窃窃私语：“又是一批！”而我们，却无言以对，面无表情。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对未来的迷茫与未知。不久，我们便被转移到了凤山。

陈晓楠军营情况如何？

韦大卫此乃一座雄伟的军事营地，四周被坚固的铁网所环绕，铁网之外，是广袤的甘蔗地，警戒线无处不在。在此，逃逸者无一生还，任何试图逃脱的举动都终归失败。一旦被抓捕，他们将面临枪决的命运，在此之前，他们会遭受残酷的扁担殴打，直至失声。此类景象，营中众人皆曾亲眼目睹，仿佛是故意让我们见识。他们有时甚至会强制我们参与其中，轮流挥动扁担，打击那些被枪决或处决的同伴，我们营地内已有五六十人遭受此命运。他们以为此举能威慑众人，但目睹惨状的我，内心反而更加强烈地渴望摆脱束缚。在这残酷的环境中，我怎能安心停留？然而，逃脱并非易事，我只能耐心等待，寻找脱身的时机。

不久，部队转战至红毛港前线，韦大卫无奈与昔日同窗好友依依惜别，被编入国民党陆军第80军340师，成为一名二等弹药兵，日复一日地背负着枪械与弹药。表面看似平静，然而韦大卫内心深处却始终在暗中密谋一场惊心动魄的逃脱。1950年10月10日的深夜，国民党反共前线的红毛港半岛风雨交加，雷电交织，暴雨倾盆。在这狂风暴雨的肆虐之下，韦大卫与两位同伴携手，成功从营地中逃离。

韦大卫在国庆佳节之际，他们举杯畅饮，欢庆活动接连不断，守卫的警惕性有所松懈。夜幕低垂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倾盆而下。我趁着这风声雨势，带领两名同伴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起初，我们在波涛中畅游，然而随着行进，水域逐渐变浅，泥泞淤积严重。我们三人顽强地在泥泞中跋涉，最终成功逃脱。

陈晓楠：心里紧张吗？

韦大卫保持内心的宁静。在生与死之外，并无其他重大之事，我已经做好了面对最严峻情况的准备。许多人之所以无法摆脱困境，往往是因为他们在犹豫中错失良机。我已制定了详尽的计划，何须为那些小事所困扰？既然我已经竭尽全力，又何必再忧虑？我已无法继续忍受现状。这里缺乏应有的自由，连三人小聚亦遭禁止，他们总是怀疑我们在密谋什么。整个环境让人心生不安，有些人甚至因此陷入疯狂，甚至选择以生命作为逃避的途径。记得在南部恒春的那次，一夜之间就有三十多人选择了上吊自杀，他们集体感受到了绝望和无助。这些人真是缺乏智慧，面对压力选择逃避，但自杀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

次日拂晓，三人疲惫不堪，踏入了一片绵延不绝的甘蔗田。此时，80军军部已接获情报，三名士兵在战线上“擅自离岗”，军部对此震怒不已，为维护军纪之严明，随即下令在台湾全境展开严密搜捕，并严惩不贷。

韦大卫他们多方探寻，焦点直指我，深知我是这场混乱的幕后推手。四周弥漫着紧张气息，那两人心中生惧，开始寻求逃生之路。他们提醒我，我的目标过于显眼，同行于我实是危险之举。随着他们的离去，我感到了一丝寂寥，躺在广阔的甘蔗田中沉思。在这个宽广的世界里，难道真的没有我藏身之地吗？这片甘蔗田无边无际，一旦踏入，便难以找到出路。我决定在此暂作停留，暂时不急于离开。心想他们正在竭力追捕我，我便决定不再加入这场追逐。于是，我选择在这片甘蔗田中安定下来。这里生活无忧，口渴便嚼食甘蔗，解渴便饮用溪水；饥饿便挖食地瓜，或是前往河沟捕鱼烤食，我随身携带了火柴盒。

陈晓楠你当时有信心成功吗？

韦大卫我决定一意孤行，从未深究此类事宜。白昼时分，我潜藏不动，以免暴露踪迹。夜幕低垂，若无变故，我便向南进发。我已为自己规划了一套严格的行动策略，每晚行进距离严格控制在三公里以内。每当我向南行进，步履轻盈，缓缓推进。在这荒芜之地，我顽强求生，历经21个日夜的挑战。

陈晓楠20多天，漫长如年。

韦大卫在这广袤的天地间，我似乎失去了依靠，孤独与凄凉之情不禁涌上心头。所幸，我遇见了一只小狗，我们很快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当黄昏降临，它便会准时出现，而白日里却鲜少现身。我便慷慨地分给它一些瓜果，与之欢快地嬉戏，甚至一同在水中畅游。有了它的相伴，那孤独之感似乎也减轻了不少。

不久，一位年迈的长者前来找我，他正是那只小狗的拥有者。在听我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后，他热情地邀请我一同品尝佳酿。而且，他还派遣自己的儿子去打探外界对我追捕的动态。那位长者慈祥的形象至今仍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对他的怀念之情难以言表。他是一位守护着瓜田的老人，虽已高龄。在那个充满艰难与危险的时期，他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真挚的善意，我怎能不铭记在心？那只小狗的形象，我也始终难以忘怀。

经过一番艰苦的初次追捕，韦大卫来到了屏东，寻求一位曾与他同样被骗至台湾的旧日同窗的庇护。在朋友的帮助下，他顺利找到了一份绘图员的工作，生活逐渐稳定。然而，韦大卫对回家的渴望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反而变得更加急切。两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海军士官学校。

韦大卫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报考海军，我的目标单纯而坚定不移——那就是重返大陆。我曾庄严立誓，务必履行这一诺言。对于我那庄严的誓言，我始终铭记于心，并竭尽全力去实现它。尽管我被误导至台湾，但我下定决心，必须回到我的祖国，回到我的家园。我从未有过在台湾安顿下来的想法。那时，陆军仍在对我进行追捕。然而，国民党内部腐败横行，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即便偶有交流，空军对陆军的事务也置若罔闻。若我有意留下某人，自会将其留下；绝无将其交出的打算。

陈晓楠：您是个行动派。

韦大卫闭门造车式的沉思无法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探寻出路之道。我绝不让无谓的叹息占据心间，而是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我坚信自立自强，不依赖他人，唯有依靠自己。有些人早已向命运低头，认定自己无力回天，而我却持截然不同的态度，我选择走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我要勇敢地与之抗争。

海军士官学校毕业后，韦大卫被指派至“永泰号”军舰执行任务。然而，当他真正步入海军的行列，他才深刻体会到回家的路并非一帆风顺。他屡次尝试重返大陆，却总是带着遗憾作罢。尽管当时台湾岛上弥漫着“一年备战，两年反攻，三年胜利”的口号，韦大卫却始终无法预见到回家的那一天。思乡之情，如同难以愈合的创伤，深深地刻印在他的心间。

韦大卫在那年的中秋之夜，海军的朋友们热切地邀请我到他们家中一同欢度佳节。但我却婉言谢绝，独自一人携着一瓶美酒前往员山，攀登高峰，畅饮一番。那时，我心中涌动着对母亲的深切思念，那难以言表的情愫，唯有化作歌声流淌。在这静谧的山谷中，我吟唱着那些充满对故乡无限眷恋的曲目，诸如《里宗河》与《白云故乡》，它们是我心中永恒的乐章。同时，我也热衷于吟唱《嘉陵江上》与《黄河大合唱》，尽管有些歌在当地是禁忌之曲，我却偏要放声高歌。我的同学们也乐于聆听，甚至主动要求我演唱这些歌曲。

陈晓楠还记得《白云故乡》歌词吗？

韦大卫深植于心。“在那层层叠叠的云霞之后，便隐藏着我深爱的故乡……波涛翻滚的海水，悠然飘散的白云；白云悠悠，波涛汹涌，归乡的呼唤似乎越来越近……”

关于昔日撤离至宝岛的军人的确切数量，至今尚未有确切的统计数据。有人估计这个数字约为五十万，而另一些说法则高达一百万。然而，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他们当初都怀抱着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重返家园。

那就是归来，重返那片熟悉的故土。

面对海军无法将其带回家乡的困境，韦大卫并未陷入绝望的等待，而是果断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鉴于陆路已被阻断，他决定转向尝试更为快捷的空中路线。1952年，韦大卫凭借卓越的学业成绩顺利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但海军方面却驳回了他的申请，韦大卫不得不再次踏上逃亡的征途。

经过数月的焦虑与期盼，韦大卫终于跨进了空军军官学校的校门，踏上了学习飞行技术的征途。在学校的各科学习中，他均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然而，随着学业即将圆满结束，他准备驾驶飞机远行，却因坚持不加入国民党，并领导同学们对学校的不公正规定进行抗议，被空军误疑为共产党人，遭到了逮捕和审问。直到三个月之后，他才重获了自由。

韦大卫，前国民党空军。

紧接着，韦大卫来到了台北，靠着打零工艰辛地维持生计。不久，他投身于美国军事顾问团，开始了割草工的生涯。凭借着卓越的业绩，他很快便升任为垃圾处理社的主管。通过买卖美军基地的所谓“垃圾”，韦大卫积累了丰厚的财富。他用这些资金成功跻身台北飞行社，成为一名飞行教官，并据此展开了新的逃亡蓝图。最终，他的目光锁定在了蒋纬国的专用机上——那架旅游专机。

韦大卫全身心投入到一项周密而细致的筹备工作中。他多次进行空中侦察，精心规划了多条逃亡路线，对海陆地形了如指掌，并反复推演。同时，他待人慷慨，广结善缘，很快在松山机场崭露头角，声名鹊起。凭借这一知名度，韦大卫成功打造出了蒋纬国专机的通行证。

▲如今的松山机场

韦大卫此架飞机的管理极为严密，维修人员、警卫及机组人员均经过了严格的选拔。非授权人员严禁驾驶，亦不得随意靠近。鉴于我对此类飞机的驾驶经验尚浅，且对相关知识了解有限，我特意搜集了相关资料，力求深入理解其操作及使用技巧。

陈晓楠单从图纸角度进行审视，无异于纸上谈兵。其中的挑战，确实难以用言语完全道尽。

韦大卫路，毕竟是由行者的足迹所铺就。敢于探索未知，便蕴含着成功的种子。当所有必要的准备都已到位，我只能静心等待天候的变幻，期盼那些连绵阴雨的日子。尽管商用飞机的航速不慢，但与喷气式战斗机相比，却显得逊色不少，后者几乎能够轻而易举地将我击落。然而，在恶劣的阴雨天气中，战斗机的起降过程亦变得尤为困难。尽管我的起飞亦面临着重重挑战，但我只能寄望于天候的助力。

1956年1月6日的天气预报预告，次日将迎来小雨夹杂着多云的天气，这恰恰符合了我的预期。因此，我果断决定在1月7日踏上旅程。在出发的前夜，我与两位挚友相约来到台北的一家歌舞厅，畅享夜生活。我依旧畅饮，依旧在舞池中尽情释放，直到夜色渐浓。当时我心怀感慨，既然明日将全力投入，不如今日先尽情欢愉，无论未来如何，今晚先求得片刻的欢愉。凌晨六点，我们从歌舞厅步出，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直奔机场，却是空手而行。

▲韦大卫（坐中）、梁枫（位于左侧）、翟笑梧（居于右侧）

陈晓楠由于跑道条件限制、恶劣的天气环境以及机场附近部署的防空炮火，起飞前景不容乐观。请问在出发之际，您对实现顺利起飞抱有几分把握？

韦大卫：鉴于我现有的技术准备情况，我对驾驭这架飞机充满信心。然而，能否做到万无一失，我仍不敢贸然断定。或许你可能会觉得我正投身于一场看似狂妄的冒险，但恰恰相反，我对此类挑战情有独钟，因为正是这些挑战为生活增添了无尽的乐趣。

与韦大卫精心策划的险恶图谋相较，他的镇定与从容显得格外令人难以置信。尽管韦大卫在言谈间流露出随意的态度，实则他并非一个轻率行动的粗人。实际上，在过去的数年间，他几乎夜以继日地为此项惊人的飞行秘密做着精心的准备。自七年前踏上台湾的土地那一刻起，他就在内心深处默默发誓，无论代价如何，他都必须回到自己的故乡。

陈晓楠你们如何登机？

韦大卫我步履匆匆来到停机坪，指示警卫将飞机从机库中推出，并告知他我计划进行一次试车。鉴于我在此地的特殊地位，他并未对我的要求提出异议，再加上他对飞行知识一无所知，他认为试车不过是小事一桩。飞机顺利推出后，我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检查，确保一切运作正常，便示意他前往值班室，享受一杯咖啡，翻阅报纸。接着，我让两位事先安排好的同伴在暗处悄然登机。我事先已准备了备用钥匙。第一次尝试，钥匙轻易地打开了飞机，但当我试图让同伴们进入时，我却屡次失败，发现钥匙已被扭曲变形。于是，我让他们返回隐蔽处，自己则返回值班室，对钥匙进行了敲打和调整。警卫依旧全神贯注地阅读报纸，对我的行动毫无察觉。

在完成钥匙的修复后，我踏上了归途的旅程。随着飞机引擎轰鸣着启动，“哗啦哗啦”的声音响彻天际。起初，守卫并未对此产生疑虑，然而，当我两位同伴匆忙登机之际，他的目光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不寻常，于是他不禁询问发生了何事。我对此置若罔闻，直至两位同伴顺利登上飞机，我才开始操控飞机起飞。守卫立刻举枪射击，但一切已然太迟。

因未持有机场通行证，我被迫在停机坪上启动起飞。这段停机坪不甚遥远，其地面状况亦不佳，多处可见修补痕迹，点缀着众多的小红旗。我决定采取短途起飞策略，降低机翼，加大油门，同时松开刹车。这一连串动作对普通人而言无疑充满挑战，且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我猛地踩下刹车，全功率发动引擎，紧接着迅速松开，飞机随即离地而起。然而，由于跑道既短又不平坦，飞机在跑道上颠簸不止，速度难以提升。在抵达停机坪尽头的关键时刻，我果断将飞机拉升至空中。

“我叫韦大卫，告诉蒋介石，我已坚定地选择离开！”话音刚落，对方脸色顿时变得凝重。接着，一位女工作人员与我通电话，试图劝解我：“你还年轻，缺乏经验，不要被那些恶人误导。人生路途漫长，迷途知返犹未晚。若你归来，我们必会予以宽容。”我嘲讽地笑了一声：“你们曾骗我七年，我怎会再轻易相信你们？我现在就要唱歌，用这话筒向你们展示。”

国军F-86战机

此刻，桃园与新竹两地空军基地内，四架一级战备状态的F-86喷气式战斗机接到了警报，即刻腾空而起，展开拦截行动。而与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的舰船雷达也已启动，展开搜索，然而为时已晚。

▲在太平洋战争的烽火岁月中，美军弗莱彻级驱逐舰担当了主力舰艇的重任，其作用不可或缺，至关重要。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惊心动魄的避障和紧张飞行，韦大卫终于再次目睹了那轮廓逐渐变得清晰、仿佛触手可及的大陆海岸线。他试图通过无线电与大陆建立联系，但鉴于双方的通讯均设置了保密措施，彼此间素未谋面，沟通的努力始终未能达成预期。

鉴于福州地处前线，其防空火力极为严密，随着接近福州，韦大卫果断决定转向南行，飞往泉州。泉州方面早已接到警报。于是，韦大卫刚抵达泉州上空，便立即遭到了高射炮的猛烈轰击。

▲泉州湾地区

两枚炮弹在我身边炸响，飞机剧烈摇晃，险些失控。为了避开炮弹的威胁，韦大卫不得不躲入云层之中。然而，一旦他露出头角，便会遭遇猛烈的炮火洗礼。为了与地面部队取得联系并表明和平意图，韦大卫只得冒险穿越云层，在密集的炮火中挥动机翼。在航空界，此举意味着遭遇困境或是表示投降，并无敌意之意。但遗憾的是，当时的部队并未理解其意图，仍旧对我方发起了攻击。

此刻，担任福州军区司令一职的叶飞将军，接到了有关一架台湾飞机擅自侵入泉州领空的紧急报告。通过对该飞机异常飞行轨迹的分析，叶飞将军断定这很可能是一架意图起义的飞机。于是，他立刻下达命令：若该飞机持续向内陆飞行，则暂停射击；若其选择折返，则必须毫不犹豫地将其击落。

叶飞

韦大卫我灵感迸发，径直向内飞去，实际上当时我并未明了他的指令。幸而在此过程中，我的每一次判断均准确无误。飞入内部后，高射炮的射击停止了。然而，地面上的部队，那些在野外执行任务的解放军尚未收到停火命令，他们的机关枪和步枪齐声响起，对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我承受了相当大的伤害。

陈晓楠：你看得很清楚是吧？

韦大卫彼时，放眼望去，山川连绵，尽是解放军的身影。福建之地，山峦起伏，树木参天，几无平地，更遑论机场。战况激烈，我深知飞机若再不降落，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我寻觅一处可降之地。终于，我发现了一条宽阔的大车道。恰逢暴雨倾盆，车道上泥泞不堪，降落之际颇为危险。然而，不降则已，一旦飞机被击落，岂不冤枉？解放军在密林中向我开火，我只能在树梢之上，紧贴着树冠滑翔而下。由于泥泞路面，刹车无效，飞机在泥地里滑行，直至桥前。眼见飞机即将撞上桥梁，我们心头一片空白，只等着机毁人亡的悲剧发生。然而，奇迹般地，就在飞机即将触桥之际，它突然停住了。

幸而未赴福州之行，后来在北京重逢吴宝智，他正是当年率队接引我的那位中队长。提及往事，他透露，在起飞仅二十分钟后，两架F-86便抵达福州上空，静候我的踪迹。我向南飞行至泉州，只见泉州湾内渔船众多，然而地面之上却空无一人。我立刻意识到，此地必定已拉响了警报。果不其然，当我踏入泉州湾，高射炮的炮弹如同暴雨般倾泻而下。降落之后，他们告知我，总计向我发射了270余发炮弹。

▲英勇驾机起义，安全迫降至福建南安县的塞斯纳170型飞机

陈晓楠着陆那一刻感觉如何？

韦大卫哎呀，这简直像是一场梦，终于，我们平安归来。我叮嘱大家，下飞机时切勿有过激的行为，见到指示举手，便依令而行。一踏上国土，便立刻感受到那份久违的温馨。眼前，当地的农民渔民激动地奔向我们，热情地握手和拥抱，场面颇为热烈。那一刻，我心中充满了释然，大陆对我充满了欢迎之情。

他们还慷慨赠送了我衣物、鞋子等物品。起初，我对此类物品有些抵触，认为它们不够时尚，不愿接受。甚至有干部为此向我投诉，称我拒绝穿戴解放鞋。解放鞋不过是普通的胶鞋罢了，我曾表示不感兴趣，因为我有皮鞋，不打算穿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最终还是选择了穿上它们。岁月如梭，那些曾迎接我的乡亲们至今仍对我怀有深情，有时他们甚至会派遣自己的子女到北京探望我，并热切地邀请我再次回到他们的家乡。

▲韦大卫（位于左四）、梁枫（位于左二）、以及翟笑梧（位于右二）踏上陆地之际，英勇的解放军战士立刻为他们披上了军装。

原本从台湾至大陆的空中旅程仅需短短45分钟，然而在1956年1月7日的那一日，韦大卫却经历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漫长飞行。他用“九死一生”这一词来形容那场不同寻常的航程。在这两个小时的飞行过程中，每一秒都充满了紧张与惊险，这段经历被永远地镌刻在了台海的历史长河中。

韦大卫的归乡受到了大陆的热烈欢迎。当天午时，叶飞将军便设宴款待。午后，他们一同前往福州，而第三天，他终于听到了阔别七年之久的家人声音。不久，韦大卫便重返了广西桂林的故乡。

韦大卫我对共产党深感敬佩，他们工作效率之高、行动之迅速，令人赞叹。当我自报家门，表明自己是广西人时，他们立刻展开调查，迅速找到了我的父母和妹妹。仅仅第三天，我妹妹便打来了电话。我本以为家人早已不在人世，毕竟台湾有传言称大陆南方人迁徙至北方，北方人则迁至南方，因此我从未想过能够如此迅速地与家人团聚。回到家一看，果然人潮涌动，约有百余人，其中至少有六七十位是我的堂弟堂妹。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因为我离家时他们还未出生。

陈晓楠初次得知你以这样的方式归来的消息，家人们作何感想？

韦大卫狂欢盛宴，祖父曾言：“我就知道这孩子一旦有机可乘，必定会重返故地。他深知我对这档事的热爱。”母亲未曾多言，只是紧紧拥抱着我，泪水涟涟，她的容颜已显苍老。

韦大卫驾驶飞机凯旋，荣膺全国范围内的英雄称号，受邀赴各地发表演讲，所到之处均赢得如潮的喝彩。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亦纷纷接见了他。不久，韦大卫被调至北京工作，成为我国空军旗下中国民航的一名优秀航空驾驶员。

韦大卫为我国民航飞行员。

陈晓楠这份热忱的接待，想必是您驾机归来时未曾预料的吧。

韦大卫当时生死未卜，更遑论其他，怎敢奢望这些？实在未曾料到会有如此优待。周恩来接见我的次数尤为频繁，这主要因为他常需往返于首都机场，迎送各方。有时是我主动前往求见，有时则是他主动约谈我。

偶尔他需前往机场迎接贵宾，若贵宾未按时抵达，他会询问：“韦大卫同志在否？便将我召唤至此。”

陈晓楠他通常和您聊什么？

韦大卫“总理，我深知自己应当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召唤，关注国家大事，全力以赴投身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宁愿留在北京，亲自参与这场革命运动。”他听后，轻轻摇了摇头，未再言辞。第二次，他再次找我，我深感他的关心与挂念。我告诉他：“总理，您如此繁忙，却总是关心我的事情，我愿意接受您的安排。”实则我明白，他之所以让我前往西安，是担心我那直率的性格可能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此时，韦大卫已步入家庭，育有两个女儿。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他自北京远赴西安进行“学习”。然而，数月之后，他得知有人张贴大字报指责他历史问题，性格刚烈的韦大卫立刻返回北京，决心进行抗争。他与张贴大字报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甚至亲自撰写反击的大字报，因为他坚信自己清白无辜。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远超他的预料。1968年3月14日，吴法宪下令将“731驾机叛国投敌案”的首犯韦大卫正式逮捕，并将其关押于东北某地的看守所。

韦大卫：我身陷囹圄长达三年，家人始终未能探知我的行踪。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我常受尽折磨，肋骨被折断两根。那两根肋骨啊，打得我血染衣襟，整整一年多都未曾断过。左耳亦遭受重创。然而，即便身处逆境，只要四肢尚能动弹，我便毫不畏惧地与他们奋力拼搏，毫不退缩，决不轻易屈服。

陈晓楠提审时，敢还手？一群人呢。

韦大卫他们是一群人，胆小者单打独斗，深知我有还击之力。曾有一夜，不知何故，五六人闯入，欲对我动手。我身处床上，便站立其上，用脚猛踢他们。最终，我并未受到严重伤害，他们被我踢了不止一下。诚然，若我稍微示弱，或许能避免一些苦楚，但我绝不会屈服，我必须捍卫自己。有时，我被打得遍体鳞伤，被扔进牢房，直接摔在地上。我告诉他们：“只要我恢复精神，我就会继续与他们抗争。”出狱后，那帮人中有的被调离，有的长期请病假，有的见到我就避之不及，若实在躲不过，见到我也只得敬礼。

陈晓楠您是硬骨头，他们知道。

韦大卫：他们对我的行为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却偏要与他们唱反调。每当清晨看守吹响哨子催促起床时，众人纷纷起身，而我却故意拖延，声称“再歇会儿，不急于一时”，以此来挑起事端。我时常大声喧哗，随意哼唱，不论想到什么便即兴高歌，从《我骑着马儿过草原》等草原风情的歌曲，到各种不同的旋律，皆信手拈来。

陈晓楠那时还有心情唱歌？

韦大卫在那儿，我放声歌唱，偶尔看守会过来提醒我，让我回去，质问为何唱外国的歌曲。我反问，难道哪个国家的歌曲我都不可以唱？我觉得动听的歌，我喜欢，就有权利唱出来。唱歌能让我心情舒畅、明亮，就算不允许，我也会继续唱。最终，我争取到了每天半小时的合法歌唱时间。起初，我坚持要求上午和下午各半小时。他们要求在唱歌时关闭小窗户，我同意了这个条件，于是开始了每天的歌唱。有人甚至评论说，韦大卫似乎不受管束，但他的歌唱却颇有水准。外界有人嘲讽，认为在那种环境中还能唱歌，韦大卫一定是疯了，甚至有人指责他骂人、打架。他们无法理解，为何在这样的情况下，韦大卫仍有心情歌唱。

自入狱之日起，韦大卫便持续向中央上书，寻求申诉，然而，他的声音如同石沉大海，始终未得到任何回应。直至1971年，专案组竟以组织的名义，公然宣称韦大卫不配享有家庭幸福，进而强迫他的妻子薛莲莉与他离婚。韦大卫在愤怒之中誓言出狱后定将进行反抗，但专案组却冷酷地告知他，他此生恐将无法重获自由。

那句话如利刃般深深刺痛了韦大卫的心。说话者显然未曾真正洞察韦大卫的内心世界。多年前，他从戒备森严的台湾陆军军营中逃出，孤身一人穿越荒野，历时21日。此后，他毅然决然从海军调至空军，竟敢直言不讳地挑战台湾海军总司令的威严。而他那次看似疯狂，实则惊世骇俗的空中驾驶壮举，更是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韦大卫始终坚信，自己无需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于是，在这场命运的考验中，他再次萌生了逃离的念头。1972年，他被押送至北京丰台的一所监狱。在两年漫长的囚禁之后，他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试图越狱。他的目标是前往中央政府所在地，亲自申诉，以寻求自救之道。

陈晓楠这次谋划许久吗？

韦大卫经过数月的精心策划，我制定了这一大胆的计划。那所监狱守备森严，设有两层院落与高耸的围墙，即便是人力攀爬也难以为继，唯有从高处跃下。此外，还设有十米来高的瞭望塔，看守们手持冲锋枪在此警戒。然而，他们终究需要下来换班。我的策略便是趁他们换岗之际，迅速攀爬至瞭望塔，然后从高处跳下。若我行动迅捷，或许便能成功逃脱。

为顺利推进此计划，我亟需更宽敞的活动区域。于是，我向看守提出请求，希望能在监室外从事劳动。平素我并不易被管束，然而此刻，我竟主动寻求表现，他们很快便应允了。然而，他们对我的行为心存顾虑，鉴于我素来敢于行动，他们对我并未完全放心。因此，每次劳动，他们都会派遣一二十名看守围绕在我周围，严密监视我的劳作，使我根本无机可乘。但我并未气馁，而是耐心等待时机。我每日按时上下工，勤恳劳作。经过一个月的努力，他们对我的监管逐渐放松，看守的数量也大幅减少，最终仅剩三人监视着我。我认为，逃离的时机已经成熟。转眼已至十月末，我平日里仅穿一件黑色毛衣，内衣则是一件蓝色的中山装。此前我并未佩戴帽子，但在即将逃离之际，我将帽子巧妙地藏匿于中山装内。

陈晓楠此刻的情感与当年在台湾逃亡时的感受是否相同？

韦大卫大致相同，然而在此地行走的挑战尤为艰巨。一旦被他们察觉，难免遭遇枪击，而自高墙上跃下，那十几米的高度实属危险之举，加之电网遍布，然而我无所畏惧。1974年10月30日的上午，三名看守押送我前往检修暖气管道。我在那里劳作时，两名看守闲聊抽烟，另一名则去取工具。我注意到那名警卫从上方走下，不知是去上厕所还是他事。我便巧妙地避过两名看守，从其后绕行，攀上了瞭望塔。抵达瞭望塔后，我毫不犹豫地跃下，落在了电网的两侧，站立起身，随即灵活转身，迅速潜入一片玉米地。此时，监狱内电铃已响，“43号逃跑了，43号逃跑了”，追捕小组也随即出动。他们误以为我会乘坐火车逃往异地，于是追至丰台车站。

我临时更改了行程，攀上了一辆驶向城区方向的卡车，目的地是城市。我脱下了毛衣，戴上了帽子，出门时的形象与先前大相径庭。各地的派出所都在通报，一名重要逃犯在逃，特征是黑毛衣、光头等，却不知我已换了一副模样。我是那所监狱历史上唯一一位成功越狱的人。事后，他们的空军领导竟然感叹：“哎呀，我们真是佩服你，你简直就是越狱的高手啊。”我回应道：“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他们听后气得脸色铁青。

陈晓楠在每一个转折关头，每当您陷入绝境之时，您总会想方设法自救。

韦大卫的确，我从不依赖他人，唯有自立自强，而且我必定会付诸行动，往往还能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就。或许有人会感到惊讶，似乎我的一生总是在绝境中找到生机，一路前行，一路逃避，一路冒险。然而，我认为这正是我个性的鲜明之处，这样的经历往往能导向成功。若是叫我逆来顺受，任人摆布，那绝对不行。我偏爱在绝境中重生，迎难而上。

历经六载牢狱之灾，韦大卫终于再度成功脱逃。踏入北京城区后，他曲折前行，终抵中央某接待单位。他的境遇迅速上报，叶剑英元帅亲自接手此案。不久，韦大卫得以平反。然而，因诸多原因，直至1981年，他才得以重返工作岗位。1987年，经朋友引荐，他与英语教师靳玉珍女士结为连理。同年，台湾对民众赴大陆探亲政策放宽。翌年，一位来自台湾的陌生访客不期而至，敲响了韦大卫的家门。

韦大卫他自称是蒋纬国的机要秘书孟昭旭，专程前来看望您。纬国将军同样十分挂念您。我对此感到意外，提及过去我曾将他的飞机引导回航，不禁好奇他是否对我怀恨在心。他却表示并无怨恨，反而对您颇为赏识。他也深知台湾并非您的长久之选，并对台湾对您的待遇表示了不满。

陈晓楠：您与蒋纬国有过私下交往吗？

韦大卫不，他担任装甲兵司令，而我未曾有过装甲兵的经历，未曾与他有过任何交集。然而，我听说他与那些中下级军官、年轻军官之间的关系颇为融洽。他是一位开明而平民化的领导者。正是因为我驾驶他的飞机返回大陆，他才开始注意到我。

得益于这难得的缘分，韦大卫与蒋纬国虽未曾相见，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韦大卫得知蒋纬国渴望目睹中央芭蕾舞团的精彩演出时，他全力以赴，促成了该团150人首次在台湾的盛大亮相。此演出在宝岛引起轰动，蒋纬国特以赠书致谢。

1993年，蒋纬国再度委派孟昭旭携带其亲笔著作两册赠予韦大卫。在交谈的过程中，韦大卫得知蒋纬国于台湾创设了“中华梅花之友会”。韦大卫进而建议，若将总部设于北京，将更有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与弘扬。

蒋纬国迅速回函，表达了赞同之意。他表示，长久以来，他热切地期盼在有生之年重返大陆，期望能够亲自步行前行，而非被人抬着。原本计划从莫斯科启程返乡的蒋纬国，却因疾病突发而未能成行，直至生命的尽头，这个愿望仍未实现。韦大卫与蒋纬国的相见因而成了一场永久的遗憾。他曾两次尝试申请赴台，但均遭到了台湾方面的拒绝。

▲前排从左至右依次为蒋方良女士、石静宜女士，后排从左至右则为蒋经国先生、蒋纬国先生。

陈晓楠：您是否曾独自沉思，在这漫长的一生中，您不断奔波、逃避、捕捉新机遇、迎接挑战，这样的历程给您带来了怎样的感受？

韦大卫：我从不轻易屈服于他人的期望与指令，坚信自己能够胜任，于是便勇往直前。我从未妥协，也未向命运屈服。我选择的道路，我已坚定地踏出；我决定要做的事，我也已全力以赴。即便面临生命危险，我亦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直至目标达成。

陈晓楠在众多人的心目中，您被视为一位传奇人物。您个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这一生的呢？

韦大卫：这并非什么传奇故事。在我看来，我的一生过得还算充实。总之，该做的事情我都尽力去做了。

陈晓楠您想知道延年益寿的秘诀吗？我发现您看起来活力充沛，头脑清晰。

韦大卫表示，只要能吃能喝，能够畅游娱乐，随心所欲地参与各种活动，活到百岁根本不成问题。倘若身体常处于病痛之中，那么早早离世或许也是一种解脱。他笑谈，自己如今依然保持着每天小酌的习惯。他曾回忆起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那年与友人从北京飞往西安，途中机舱门不幸脱落，狂风呼啸着涌入。那时恰逢用餐时间，乘务员迅速收拾餐具，却将他的碗筷一并收起。他阻止道：“别收，我还要吃呢。”他们惊讶地回答：“飞机都出事了，您还吃？”他幽默地回应：“与其饿死，不如饱死。我偏爱酒香，这我管不着。”

陈晓楠与韦老交谈，总是一件极具趣味的事。即便年岁已高，他依旧神采奕奕，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往日英雄的豪迈气概，言谈之间更是风趣幽默。听闻韦老家中常举办年轻人聚会，他只需轻描淡写地几句话，便能将众人逗得捧腹大笑。他的酒量更是令人称奇，对于他来说，二锅头不过如清水一般。韦老最爱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除死无大灾。”言辞之间，无不彰显出他的率真与洒脱。

如今已步入耄耋之年的韦老，提及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语气已是淡然，甚至流露出孩童般的顽皮笑意。在他的人生画卷中，驾机起义不过是诸多传奇故事的一笔点缀，而他的生活并未因飞机的平稳降落而完全归于宁静。历经不同年代，他屡次入狱，多次逃亡，几度被通缉，也曾数次身处险境，竭力自救。他的命运随时代风云起伏，体验着人生的大起大落、悲欢离合。若信奉“性格决定命运”这一说法，韦大卫的人生无疑是对此的最佳诠释。

人物简介

韦大卫，1929年诞生于广西桂林。1949年，他不幸被骗至台湾从军。1956年1月7日，他驾驶蒋纬国的专机毅然起义，重返大陆，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文革”期间，他遭受逮捕并被监禁，但最终成功逃脱，并最终为自己洗清了冤屈。“文革”落幕之后，他相继被选为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世界华人华侨社团联合总会顾问、民革中央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航空联谊会副会长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