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又停发，乡镇老师群里炸锅，可财政账本还在装睡。”

我1993年在周沟乡试过把账本砍瘦，人减了三分之一，账上立马多出三百万现金，还盖了中学和宿舍楼。三年里收入翻倍，看起来像是减肥成功。可回头看，真正翻身的不是少了几张嘴，而是那一年县里把屠宰税、特产税全部下放到乡里，税率没变，基数突然扩大，钱像泄洪一样冲进来。减人和增收之间，隔着一条政策的河。

1997年我调到柘木乡，洪水刚过，瓦片都没捡完就先砍编制。省劳模也被我请走，场面冷得像冰窖。结果人少了，窟窿还在，那年省里突然冻结所有乡镇自行创收项目，预算一下被抽走主梁，财政像漏雨的屋顶，越补越湿。我在处分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心里明白，减掉的几十号人并没有让屋顶变结实。

1999年在棋盘乡再砍一刀，编制从一百二十压到九十五，乡镇干部见面打招呼都小声，怕惊动空气。可第二年农业税开始直补到户，乡财政失去了最大一块自留地，收入缩水比减人更快。等我把辞职报告交上去，账面上的赤字已经比人头还多。

三十年跑下来，全国乡镇编制从1982年算起，翻了好几倍。每一次财政吃紧就喊减肥，减完又反弹，像极了我从142斤到154斤的循环。我试过不吃晚饭、跑步、针灸，每次能瘦五六斤，一停嘴体重就追上来，比减前还重。减人也是这个理，指标砍下去，上级又塞项目、配专班、加考核，人头跟着任务长回来，还附赠临时工。

有人把湖北的“三化”改革当救命稻草，股权、债权、资产证券化一通操作，账面上能套出大笔现金，发薪燃眉之急确实解了。可那只是把未来的钱挪到今天花，债不会消失，只是换了个名字蹲在资产负债表上。就像我把社保预期收益抵押出去，银行给我一笔贷款，看上去富裕了，其实只是把老年的饭钱提前吃掉，牙口还得够好。

喊“砸锅卖铁保工资”的领导是真着急，可锅砸了还得买新的，铁卖了还得高价回购。基层财政的根子不是人多，是钱从哪里来。过去靠农业税，后来靠土地出让，再后来靠专项转移，如今一块比一块难啃。地卖不动，项目审批收紧，税源像漏斗一样漏光，再减人也堵不住口子。

我见过最惨的一个镇，连续六个月只发基本生活费，干部轮流下乡收垃圾赚补贴，逢人就说“先欠着”。镇长桌上摆着一个闹钟，每天提醒他离下个月发工资还有几天。那次我也劝他减人，他苦笑：再减就只剩书记镇长两个人，难道自己给自己盖章？

减人不是没用，而是治标不治本。像减肥，真正起效的是管住总热量，不是砍掉一顿早饭。乡镇要活下去，得先想怎么开源。把闲置校舍租给电商仓库，把河道清淤工程打包成旅游项目，把农技站改成共享农机平台，这些听起来细碎，可只要现金流进来，就能让账簿喘口气。

我也想过，如果当年周沟乡没有赶上那波下放税种的政策，就算我减掉一半人，账上照样是负数。政策窗口就像公交车，错过一班，下一班不知几点。现在窗口在哪儿？也许是数字经济下沉，也许是农村产权交易，也许是跨省飞地园区，总之得有人去试，而不是抱着编制表一刀切。

财政危机像发烧，高烧时先退烧没错，可一直靠冰块降温，病根还在。精兵简政是冰块，不是抗生素。真正能治病的，是找到持续生钱的路子，哪怕是小步慢跑，也得跑起来。

我闲下来算了笔账，如果把我未来四十一年的社保现金流按“三化”套路打包，确实能换几百万，可那意味着我老了得指望这笔钱还能生钱，不然就得喝西北风。乡镇也一样，把未来收入一把套现，等于提前透支明天，关键还得看明天有没有新收成。

写到这儿，手机又弹出一条新闻，某地乡镇拖欠工资八个月，领导开会研究“减编增效”。我摇摇头，关掉页面，随手剥了个橘子。橘子的酸汁溅到键盘，像极了我每次减肥失败后的苦笑。

老骨头还在，头发却一根没白，朋友笑我“逆生长”。我却知道，体重秤不会骗人，财政账本更不会。减人还是减肥，说到底都是数学题：支出减不掉，收入上不来，再折腾也是原地打转。

下一次财政紧张，还会不会先拿人开刀？你我都在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