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1921年4月5日—2019年8月28日），青年时期的聂元梓风采依旧。

聂元梓：造反至炼狱

中国首造反派，知名人物。全国首张大字报牵头人聂元梓仍然活着（本文2001年撰。聂元梓如今已迈入80岁高龄。提及1966年“文革”初期，她那场对北京大学领导层及北京市委工作的强烈冲击，仍令人记忆犹新。那幅署名“组头头”的醒目大字报，至今仍历历在目。它因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亲自肯定，在那个时代成为了传颂一时的焦点新闻。

两年光阴荏苒，至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同志正式宣布，派遣工人宣传队和军事宣传队进驻我国首都的各大高等院校。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这“五大领袖”随即一同离任，剥夺了他们领导各自高校“文革”运动的权力。

聂元梓早年经历

聂元梓生于河南滑县一个世代行医且兼为地主的家庭。父亲，一位同情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后亦对共产党革命抱以同情与支持。他对革命的同情与支持，与聂元梓的兄长有着不解之缘。聂真确实如此。聂真先生早年曾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他是滑县共产党的先驱者，也是滑县党组织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聂真先生于1907年出生，如今已年届94岁。（2001年）思维清晰，记忆犹存，退休前身为正部级领导。

聂家子女共七人，其中四子三女。1921年出生的聂元梓，排行最小，自幼便备受父母兄长的宠爱。聂元梓的四位兄长和两位姐姐中，除了二哥是一位未加入共产党的医学专家外，其他兄弟姐妹均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便纷纷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地下斗争。在30年代初，聂元梓的大哥参与创立了滑县共产党的县委，并在父母的庇护和物资支持下，曾在家中长期办公。随着抗战的爆发，他们的家成为了八路军过往人员的庇护所，不仅提供住宿、餐饮、医疗服务，还提供经费援助。当敌人占领家乡后，聂元梓的母亲曾被捕，她在狱中展现出了坚强不屈的精神。不久之后，聂元梓的父母均前往抗日根据地，投身于革命事业。

在耳濡目染的环境中，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仅初中学历的少年聂元梓，便毅然跟随二姐及姐夫，踏上了前往山西太原的征程，投身于共产党人的行列。薄一波聂元梓实际主持了由牺牲救国同盟会创办的学兵队，并接受了严格的军训。同年八月，她正式踏入了工作岗位。年仅十六岁的聂元梓，参与的首次工作便是党的地下情报工作，其领导人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家。王世英和刘贯一。

王世英当时，王世英身为北方局情报部长，深感急需创办一份秘密情报刊物，以便为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在战时提供及时的情报支持。于是，他挑选刘贯一担任该刊物的主编，并指派聂家姐妹协助刘贯一的工作。三人在一处僻静的小院中共同办公，形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工作团队，宛如一个温暖的“家庭”。刘贯一乔装成“姐夫”，与聂元梓的姐姐同行，执行情报搜集的任务。与此同时，聂元梓留在家中照看摊位，负责将已编辑的文稿刻制在钢板上，并书写蜡纸，进而进行油印。这期油印情报刊物发行量极为有限，总计只印制了五份，专供中共中央的毛、刘、周、朱、彭（德怀）五位领导审阅参考。

聂元梓1953年，聂元梓已被评定为12级干部，跻身党的中高级干部行列。然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她的家庭生活遭遇了波折。她的爱人因生活作风问题犯了错误，彼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这一变故给她带来了沉重的情绪负担。最终，他们不得不办理了离婚手续。为了寻求新的生活环境，聂元梓决定前往北京工作。

1959年，她将孩子们逐一送往北京父母家中以及天津姐姐的庇护所。在那之后，她的大哥……聂真向北大校长陆平聂元梓1960年6月调动。北大经院副主任。

“文革”初期走红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首肯了由北京大学聂元梓领衔撰写的、旨在对校党委及北京市委发起挑战的大字报。此举使得聂元梓成为了毛泽东亲自扶持、树立的标志性人物，她被公认为“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坚定支持者。一面造反的旗帜自那日起，聂元梓在“文革”发端之际所扮演的角色，已然尘埃落定。

发布此份重磅大字报后，聂元梓不禁感到意外地受到关注。在大字报的末尾，她额外添加的那段简短文字，以及“捍卫毛泽东思想”等三句口号，无不真实地反映了她内心的所思所想。

1966年8月初，中共中央于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旨在进一步推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聂元梓再获殊荣，她与北大教师张恩慈、杨克明与大家共同出席此次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他们。正是在这次历史性的接见中，毛主席亲自指示他们返回学校，着手组建“文化革命委员会”。

“全国首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其文采之妙，令人叹为观止！”对所支持的这场造反运动的先锋之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此同时，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亦对负责中央常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进行了犀利批评。刘少奇工作组被派遣至各高校，在长达五十余日的日子里，却秉持着“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试图压制无产阶级气势磅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

如此一来，经历工作组失利、北大校园的空窗期后，八届十一中全会落幕之际，彼时负责高校运动的“中央文革”副组长便应运而生。王任重指导，聂元梓正式成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校文革”）的筹备工作正式启动。在9月11日的选举中，她光荣地当选为“校文革”的主任。

1968年命运突变

1967年夏末，聂元梓初次面对“文革”的未来，她深感其前景扑朔迷离，热情与信心亦随之消散。她观察到众多老干部被冠以“走资派”的罪名而倒台，群众组织亦陷入分裂，局势动荡不安，似乎永无宁日，“文革”似乎注定将走向失败。然而，她的观点依旧未变，她坚信“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遭到某些人的恶意破坏”，她所指的正是“中央文革”内部的那些人。谢富治。

于是，她去找战争年代一位女友商量，想找个退路。那个女友对她说：“你要听从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未曾下令让你退位，你又怎能擅自离职呢？”

即便如此，聂元梓于8月份在周总理亲自出席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递交了她的辞呈，并提出了解散北京大学“校文革”组织的建议。江青率先发声表示异议。她激动地说：“昔日你力挺‘校文革’至极，今人一经指摘，你却转而要求其解散，此般摇摆，你怎能自圆其说？”

聂元梓在延安认识江青。然而，双方并不熟悉。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聂元梓。此后不久，江青邀请聂元梓至其住所共进晚餐。那晚，江青坦诚地向聂元梓倾诉心声，揭露了刘少奇夫妇的不端行径，并分享了外界鲜知的她所主导的京剧改革事宜。彭真探讨如何对她的处境进行考验。江青的意图是通过真诚换取真诚，将聂元梓纳为自己的心腹干将。江青特地叮嘱聂元梓，今后若有事务，可直接拨打电话向她求助。

聂元梓究竟是如何行事的呢？她创设了“校文革”，一旦有事，便会依照组织流程直接联络负责高校“文革”工作的“文革小组”中的另一位副组长。王任重这标志着她与江青关系破裂的开端。随后，江青成功扳倒了王任重。1966年11月中旬，她指使手下将聂元梓送至“中央文革”记者站，实施变相软禁，持续数日。同时，她责令聂元梓上交在成立“校文革”期间所涉及的文件和资料。王任重有关的材料。

1967年，聂元梓毅然提出辞职，却未得到上级的批准。翌年，她所率领的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小组，依然坚决秉持“消除隐患”的原则，对康生、谢富治等人进行抗争。聂元梓与她的团队，继续坚定地走在斗争的道路上。林彪、江青、康生这些上层人士间的矛盾愈发尖锐，他们很快便失去了自由。在经历了审查、批斗、被拘禁以及劳改的五载岁月之后，1973年3月，聂元梓再度被扣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随之开除党籍并接受监督劳动。在“四人帮”掌权期间，聂元梓被监禁长达八年之久。

反革命罪判17年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击败。

1977年2月14日，北京大学校党委传达了北京市委负责人的指示精神。其中明确指出，有几个“不能翻”的原则：即“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不能被逆转，对于过去的十七年也不能进行翻案。1949-1966所谓的“两个估计”不可翻译，而文中最后提及的“不能翻”特指“聂（元梓）案”不可翻译。

1978年初，北大党委已更替。聂元梓致新任党委书记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表达了自己愿意审视并检讨自身过失的决心，同时恳请党组织重新审视她所面临的问题，并力求纠正“四人帮”对其不公的处理。

1978年4月8日，北京大学党委向北京市市委提交了《关于聂元梓审查及处理意见的报告》，明确指出“聂元梓应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并从党内除名，同时建议依照法律对其进行惩处”。此举标志着对聂元梓的惩罚即将依法进行。同年4月19日，她遭到逮捕，随后在看守所中度过长达5年的囚禁生涯。

对被告人聂元梓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剥夺其政治权利四年。”

聂元梓对判决结果表示不满，遂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高级法院在受理此案后，指示看守所通知聂元梓准备上诉补充材料。待其上诉补充材料完成，高级法院已委托中级法院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书》予以送达。

1983年7月27日，聂元梓被押送至北京市郊外的一所监狱服刑。押送她的看守向监狱管理人员介绍道：“这位女犯人，整体表现尚可，只是拒不认罪。”

刚刚入狱之际，聂元梓向监狱长坦诚道：“我的案件并非由你们判决，你们只是执行者。即便是一间旅馆，也有其自身的规章。身为老干部、老共产党员，我在这里接受同类的监管。请你们放心，我自会严格遵守监狱的纪律与规定，服从管理。至于我的案件，如有机会，我会向你们详细说明。这是一起冤案，我并非反革命……”

聂元梓为什么不认罪呢？1986年，她写的一份申诉书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我犯下的错误，是在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路线的过程中所犯。然而，我并未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策划的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阴谋。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件明确指出，他们的阴谋活动与我个人毫无关联。我与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派系关系，更未曾有过打、砸、抢等违法行为。鉴于我并未触犯刑法，因此理应不受《刑法》的处置。”

“在‘文革’的初期阶段，我确实犯下了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我承诺将永怀歉意，持续向党组织进行深刻反省，并彻底予以改正。然而，对于我存在的问题，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解决，唯有如此，才能切实吸取教训，真正实现教育犯错者以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目标。”

“我深信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秉持的领导方针始终正确无误，同时也坚信我的困扰终将得到妥善解决。我恳请党中央能够早日作出公正的裁决，以避免我的同志及其家人在未来几十年中继续承受这不公正的冤屈。”

1984年，聂元梓身患多种疾病，且病情日渐加剧，年末之际，她被安排返回北京接受“保外就医”治疗。到了1986年11月，监狱方面通知聂元梓，她获得“假释”许可。翌年1987年，她手中拿到了选民证。

聂元梓深觉自己的入狱不公，于刑满释放后，她一边积极撰写申诉材料，一边四处探访，试图弄清案件为何被定罪。同时，她的子女也多次向法院询问案件详情。

文革带来巨灾。聂元梓是造反象征。象征着积极推行极“左”错误路线的典型，“犯上作乱”的象征。绝不能再容忍破坏社会稳定、扰乱国家秩序和政权的行为发生，这是历史所提供的深刻教训。对这类造反者进行惩戒，实属必然。

▲聂元梓晚年隐居，著回忆录。

晚景凄凉，沉默不言。

数年前，在结识聂元梓之前，我已先与原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及党委书记有所相识。聂真同志，闲聊中得知，他的小妹就是...聂元梓聂真透露，他的妹妹已于近日刑满释放，她改用了别人为她取的化名，投身于商海。鉴于我对“文革”这一历史时期的浓厚兴趣，我便决定拜访聂元梓。

聂元梓的住址，尾缀着“宫”字。我主观臆断，认为聂元梓或许因经商而致富，定是居于豪华的“宫”字号宾馆，从事着大额生意。然而，见面时的情景却出乎我的意料，原来这所谓的“宫”不过是她暂居的亲戚单位宿舍楼的一个名称。她仅有两间狭小的居所，房屋显得颇为陈旧。聂元梓坦言，她从事商业活动不过是寻求一份生计，然而数年过去，她并未赚取到任何利润，反而公共汽车费和电话费等开销已让她有所亏损。她亦透露，出狱后她面临无生活费用、无医药费、无住房的困境。这些年来，她全靠亲友的接济，勉强维持着一种极其简朴的生活。

聂元梓似乎对此漫不经心。她透露，出狱后她险些丧命，但她不愿就此离世，又无力负担昂贵的药物，便凭借自身的毅力锻炼身体，强化腿脚，最终从病榻上站立起来。“文革”期间，长达近30年，她头顶“反革命”的恶名，遭受监管、劳改，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入狱，那些最为艰难的时光她终究是熬了过来。

在这漫长的十数年间，聂元梓的生活始终动荡不安，居无定所，且时常面临医疗费用的困扰。自1999年起，得益于政府的补贴，她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医疗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日子过得相对稳定。然而，住房问题依旧悬而未决，暂时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如今的聂元梓，身形略显丰腴，饱受心脏病、腰椎严重错位等疾病的困扰。其中，腰椎错位之苦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江西鲤鱼洲挖河泥时不慎跌倒，因当时条件有限，未能及时得到治疗，导致第五腰椎骨错位超过一半，时常疼痛难耐。若不及时治疗，存在瘫痪的风险。然而，由于患有心脏病，手术风险极高。她每天上午步行，乘坐公交车前往医院打针、取药，她认为这反而有助于锻炼身体，心态总体保持平静。她的日常生活完全自理，安于简朴的生活方式。日常饮食以馒头、稀粥、青菜、豆腐为主，全靠她亲自采购和烹饪。若有客人来访，她会准备一些炒鸡蛋、肉丸子、粉丝汤，呈现出浓郁的河南乡土风味。

聂元梓已不再提及她个人“案件”的平反与纠正。她仅言：“请相信历史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