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短短7日的时光里，看似风平浪静的北戴河96号楼，实则暗流涌动。众多势力因种种缘由聚集于此，而唯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选择离场。

北戴河96号楼

坐落于北戴河西海滩仅两公里之遥，联峰山脚下的莲花石畔，藏匿着一座青灰色的工字形二层小楼。这座小楼因其位于北戴河中直管理处的别墅群中排列为96号（而毛泽东曾居住的别墅则是95号），因此亦被称作96号楼。

1971年9月12日之夜，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匆匆登上驶往山海关机场的汽车，从此一去无踪。这栋青灰色的工字形二层小楼，也由此成为了林彪生命终结时刻的唯一见证。

1969年，北戴河96号楼竣工之际，林彪正处于权势鼎盛之期。他畏惧光亮、惧怕风浪、忌讳水流、反感嘈杂的声音、忌讳温差急剧变化、以及对人潮的规避……诸多常人所不惧的忧虑，林彪均感忧心忡忡。于是，当他提出对于北戴河住所的要求：远离喧嚣之地，避开其他高层领导，且需远离海滨，相关部门即刻响应，迅速调动了北京军区的力量来满足他的需求。工程兵第七工区在原莲花石公园的松涛草堂旧址上，正式开启了这幢独树一帜的别墅建设。

虽看似平凡无奇，但其内部构造却彰显巧思。为迎合林彪先生畏风的习性，96号楼的室内墙壁特别厚重，而木质门窗亦坚不可摧。每一扇窗户均被深红色的落地窗帘严密遮挡，通风性极低。

96号楼的布局与毛家湾颇为相似，林彪居于东侧，而叶群则占据了西侧的住所，两者之间宽广的长廊则设为工作人员的办公之地。

林彪卧室的西墙上，整齐地排列着四个用于电影放映的孔洞，尺寸和高度都经过精心设计。一楼转角位置，隐藏着一个深度达二十多米的室内泳池，虽然林彪本人对水有畏忌，但这个泳池却是专为叶群量身定制的。别墅侧畔，巧妙地利用了原有的山势建造了一座车库，其隐蔽性极强。车库内设有通往楼内的专用汽车通道，使得汽车能够直接驶入客厅。

通常而言，若夏日里林彪在北京无所事事，他便会频繁前往大连或北戴河度假。自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他宁愿选择远离北京，频繁穿梭于苏州与北戴河之间。直至1971年4月，林彪对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导引发的风波，始终未曾进行过任何反省，他仍旧坚持己见，未曾公开承认过任何错误。

1971年的北京，夏日炎炎，林彪再度前往北戴河寻求清凉。此时，他的得力助手与儿子林立果留守京城，频繁向他传递信息，尤其是关于毛泽东行踪的动态。

毛泽东的南巡之旅于当年的8月15日拉开序幕，其主要宗旨在于向各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传达重要指示。

正如毛泽东所言，他主张效仿陈伯达四处游说，着重指出：“庐山会议虽已过去近一年，然而庐山之事，仍未画上句点。”在与干部的交流中，毛泽东亦提及林彪，对其将林立果吹捧为天才的行为进行了直接批评。

往昔毛泽东出行，通常会在9月底踏上归途，然而1971年的南巡之旅，他却较之提前了半月便返回了京城。在其专列悄然停靠于丰台车站长达11小时之后，林彪的专机竟于北戴河紧急升空，仅仅两小时后便不幸坠毁，九一三事件由此爆发。

自9月5日起，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秘密将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内容传达给了林立果，紧接着9月6日晚，黄永胜将毛的谈话内容紧急上报给了北戴河的林彪与叶群。直至9月12日晚，林彪等人匆忙登上飞机逃离，在这短短的七天之内，表面上看似宁静的北戴河96号楼，实则暗潮汹涌。各色人等因种种缘由汇聚于此，而最终离去的，唯有林彪、叶群与林立果三人。

1991年，林豆豆、张清林、张宁合影

初次见准婿准媳

据林彪的卫士长李文普回忆，在9月6日这一日，周宇驰携带着毛泽东巡视南方时对林彪进行批评的讲话材料，前往北戴河与林彪、叶群及林立果会面。至于谈话的具体内容，他并不知情。

紧接着，叶群亲自拨通了北京的电话，指示林豆豆携带其男友张清林以及林立果的恋人张宁即刻赶往北戴河。她解释道：“随首长前往大连小住数日，国庆节后返回北京。”

9月7日午后的11时左右，林豆豆、张清林、张宁以及负责林豆豆安保任务的空政保卫部处长杨森一同抵达北戴河。三人被安置于一座距离96号楼仅400米远的黄色小楼中，该楼警卫编号为56号楼。而林立果所居住的57号楼，则坐落在相距50米远的对面，一条柏油马路之隔。

抵达北戴河后不久，林豆豆便被林立果紧急召唤至57号楼的住所进行私密交谈。不久，林彪与叶群希望会见林豆豆，李文普急忙前往57号楼传达这一消息，却被周宇驰阻拦于门外。直至他告知周宇驰是首长有见林豆豆的意愿，周宇驰方才允许其进入。

“非常满意，极其满意！一个出自老红军家庭之女，一个出身于劳动人民之家的儿子，都是极好的人才！”

叶群正紧张备战叛逃。

9月7日晚9时30分许，总参谋部第二部的某位参谋如常向叶群进行授课。原本的讲题是关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或是美国电影《》。巴顿将军叶群的行为显得异常，他突然拿起《世界地图集》，对蒙古的各大城市以及苏联军队的分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详细询问了中苏、中蒙边境地区苏联军队的具体数量。

风暴前欢乐时光

得知南行谈话的消息后，儿子在北京决心孤注一掷，试图鱼死网破；而妻子则在北戴河暗中策划逃离。相较之下，林彪本人却表现得“风平浪静”，仿佛一切如常。

在李文普的回忆中，那是一个平常的9月8日。96号楼内一片宁静，林彪似乎并无异样，并未询问林立果的去向。夜幕降临，林立果从北京来电，告知其已安全抵达，并叮嘱他向首长汇报此事。李文普立刻将消息传达给了林彪和叶群。林彪微微点头，回应道：“好！”

9月9日，北戴河的96号楼显得格外宁静。海边，人们在畅游，山上则布满了严密的警卫，而“林办”的工作人员依旧各自忙碌，如常日一般。

9月9日，林豆豆整夜未眠，因此9月10日，她一直睡到下午两点才醒来。醒来后，她便与张清林、张宁一同前往山海关和秦皇岛游玩。张宁为林彪挑选了一只可爱的小鸟作为礼物，而林豆豆则为她父亲选购了一个机械兵玩具。这个机械兵一旦上足发条，便能模仿扛枪、匍匐前进以及瞄准射击的动作。林彪见到这一幕，不禁喜笑颜开。

叶群即刻向李文普示意，让他拿起相机，将这难忘的瞬间定格。

再逢准女婿、准儿媳欢聚一堂，林彪亦喜不自胜，不时把玩着小礼品，与众人合影留念。然而，鲜有人知晓林彪内心深处究竟所想。即便查阅后续的揭发材料，关于这最后的七天，林彪在卧室中的具体行踪，亦仍属谜团。

在11日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叶群指示李文普拨打毛家湾的电话，要求送来副军级以上干部名单以及全军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她提到：“首长打算研究战备相关事宜。”同时，她试探性地表达了想去广州的意向。李文普当时对此并未过分关注，只是回应说：“如今天气炎热，去广州有何目的？”并未进一步追问。

12日的上午，林彪指示李文普整理行囊，做好前往大连的准备。然而，午后时分，林豆豆却又突然对李文普说道：“林立果屡屡行恶，意图加害毛主席，他们即将前往广州。若情况不妙，便请首长转赴香港，切不可让首长乘坐飞机离去。”这番话令李文普如同身处云雾之中，茫然不知所措。

此处，李文普仍在犹豫林彪究竟将前往大连还是广州，而彼处，叶群携林豆豆与张清林一同走到林彪面前，言道：“张清林向豆豆求婚，豆豆也欣然应允。今晚，我们便举行一场‘订婚仪式’。”

林彪鼓掌称赞道：“甚好！恭喜你们喜结良缘！”随即，他与叶群、林豆豆、张清林一同合影留念。

入夜时分，叶群向秘书及工作人员下达指示，强调无需宴请宾客，却需精心准备烟、酒、糖果、茶等款待用品。此外，还需预备两部影片，以供众人消遣。

正当众人为林豆豆与张清林的订婚喜讯欢欣鼓舞之际，却未察觉，在这歌舞升平的北戴河96号楼中，一场巨变正悄然酝酿，即将席卷而来。

最后一场电影

首先，林立果的意外造访令人瞩目。夜幕低垂之际，96号楼的走廊内正播放着一部香港爱情电影——《甜甜蜜蜜》。林豆豆、张清林以及“林办”的秘书、警卫员和服务员们，均被召集前来一同观赏。

约莫晚上八点钟，电影放映至中途，秘书宋德金忽然接到海军山海关机场的来电，告知有一架身份未明的飞机即将降落，并询问“林办”是否对此有所了解。

叶群因事务繁忙，正忙于筹备女儿的订婚盛典，竟忽略了为儿子安排车辆。当飞机降落的讯息传来，她急忙拨通电话通知李文普，告知林立果此次前来，专为豆豆的订婚喜讯而来。

夜幕低垂，大约九点钟光景，林立果手捧一束艳丽的花朵抵达了林彪的住所。

在电影放映的短暂休憩期间，叶群持续在林彪的居室内与其进行深入的私密交谈。当林立果步履匆匆返回，他立即投身于这场密谈之中。林豆豆则催促内勤公务员张恒昌与陈占照站在门外，偷听这场秘密对话。

张恒昌前来告知：“方才，在洗手间内，隔着门扉，她隐约捕捉到两句低语，一句出自叶群之口：‘哪怕是前往香港也行！’另一句则是林立果的声音：‘到了这个地步，你还不将黄、吴、李、邱四人的名单交给我吗？’”

面对形势的紧迫，林豆豆立刻召集李文普与刘吉纯共同商议，同时向当时负责北戴河保卫林彪任务的8341部队副团长张宏以及二大队队长姜作寿进行了紧急汇报。

闻悉此事，周恩来迅即向山海关机场发布指令，指令由林立果驾驶256号飞机返回北戴河。三叉戟飞机唯有在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共同下达指令的情况下，飞机方能起飞。鉴于李作鹏与林彪之间特殊的关系，他巧妙地篡改了周总理的命令，从而确保了林彪得以成功逃脱。

随后，周恩来进行了电话慰问。在9月12日夜晚11点半，周总理亲自致电叶群，关切地询问林彪的健康状况。当周总理提及是否知晓北戴河设有专机时，叶群起初予以否认，随后稍作停顿，转而告诉周恩来：“确实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乘坐抵达的。据他父亲所言，若明日天气晴朗，他打算驾机空中翱翔一番。”

周通过电话询问叶群：“是不是打算前往他处？”叶群回应道：“原先打算去大连，但这里的气温偏低了。”周提醒道：“夜间飞行存在安全隐患。”

叶回应道：“今晚我们暂不启程，待明日清晨或上午天气转晴后再行起飞。”在通话即将结束时，周恩来不忘叮嘱他们在飞行前务必掌握气象状况，并表示如有必要，他将会前往北戴河探望林彪同志。

必经8341部队至机场

挂断电话的瞬间，指针恰好指向了11点40分。叶群随即唤来李文普，命他在林彪卧室门外耐心等候。她先行一步，与林彪交谈数语，随后方才示意李文普入内。

李文普回忆道：“彼时，林彪已从床榻起身，衣衫整肃。他对我说：‘今夜难以入眠，你即刻准备，我们即刻启程。’”

约在23时50分，陈占照陈述道：“林立果、叶群与刘沛丰一同步入林彪的客厅。片刻后，叶群与林立果相继走出。林彪再次拉动铃铛，吩咐我即刻进行夜航前往大连，无需休息。他强调，只需携带必要物品，以够用为度。预计在大连停留一周后便返回，届时将返京共度国庆佳节。此刻，刘沛丰静静地站在客厅门口，并未发表任何言论。我亦注意到，沙发上摆放着三四个黑色的手提包。”

夜幕低垂，96号楼内聚集了众多目击者。随着红旗防弹专车的缓缓驶入，林彪、叶群、林立果依次踏上车座。如往常出行一般，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落座于驾驶席，其后依次为林立果、刘沛丰、叶群以及林彪本人。

刘吉纯匆匆抵达96号楼前，却发现林彪的座驾早已驶离。他与宋秘书、李秘书以及小张迅速登上一辆“伏尔加”轿车，径直驶向山海关机场。

此刻，8341部队的姜作寿大队长接到来自北京的指令，随即宣布警卫部队即刻进入战备状态，旨在拦截林彪的车辆，确保其不得擅自离开北戴河。

鉴于96号楼坐落于半山腰，通往此地的道路仅有向南一条，若车辆下行，必经林豆豆所居的57号楼与林立果的56号楼，继而抵达8341部队的58号楼。此外，在道路中央的东西两侧，分布着55号与56号等楼群，这些区域系警卫部队的驻地。

因此，姜作寿下令：“在55号楼与56号楼之间设立一道分队，随后沿着马路向南延伸约200米处，再设立另一道分队。队员们沿大道一字排开，构成两道‘人墙式’的关卡，旨在拦截林彪的车辆，阻止其擅自外出。其余警卫战士则全部驻守在楼内，室内灯光熄灭，虽未脱衣入睡，但已进入临战状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吕学文回忆道：“当时，警卫人员目睹了林彪、叶群、林立果及其秘书、警卫队长李文普，自96号楼步出，登上汽车。紧接着，司机杨振刚启动引擎，车辆迅速驶向通往南方的道路。”

此刻，不知从何而来的警卫战士纷纷高声呼喊：“车下来了，赶紧拦截！”我站在第一道防线，十多位战士同时用手势和声音呼喊：“停车，停车！”然而，那辆汽车非但没有减速，反而愈发急促地按响喇叭，加大油门，径直冲向我们的“人墙”。

后来方才领悟，彼时叶群正于车内向杨振刚下达指令，她语气坚决地说道：“8341部队已背叛首长，意图加害于首长，速速前往支援。”

中队长肖启明驻守于第二道防线，位于大道东侧。目睹汽车闯破第一道防线，直冲而来，尽管战士们齐声呼喊“停车”，但无效。为保护首长安全，他果断横向开枪，意图通过击毙司机来阻止车辆。然而，该车为防弹车，子弹无法穿透，汽车遂冲破了第二道防线。

撞断铁道栏杆

车外，警卫战士们被疾驰的汽车冲击得四处散落，而车内，据李文普事后所述，当他听闻林彪询问林立果关于前往伊尔库茨克的路程与所需飞行时间时，他立刻意识到此行竟是为了外逃。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决定下车。

行驶约七八十米后，吕学文目睹了一幕惊心动魄的场景：“一辆红旗专车猛地来了个急停，李文普随即跃出车外，迅速向后奔跑数步，似乎还大声呼喊了几句。紧接着，车中有人（后查明为林立果）举起枪械，向其连开数枪，李文普随即倒地不起。

我们值守的警卫迅速奔跑，紧追不舍，然而当距离汽车仅有三五米之遥，那辆车却如同脱缰的野马，风驰电掣般逃离了北戴河，将警卫远远地甩在身后。

吕学文紧坐在吉姆车内，车辆疾驰向前，追逐着林彪的座驾。驶过北戴河的狭窄街巷，汽车转向北方，疾风般地飞驰。当他们跨过海边的大桥时，视线中捕捉到了林彪汽车的轮廓，司机随即加大了油门加速，然而，林彪的座驾毕竟属于顶级配置，吉姆车与红旗轿车之间始终保持着一段不小的距离。

待至他们接近山海关机场邻近的铁道口时，铁路值班房已然降下栏杆，横亘于南北通道之上，标志着东西向的火车即将驶过。此刻，林彪所乘车辆担心后方车辆逼近，凭借着车辆独特的构造，猛踩油门，硬是撞断栏杆，疾驰向机场而去。

吕学文《我是林彪出逃的拦截者和追击者》）

离开北戴河96号楼已超过两小时，林彪、叶群与林立果坚定地驾机升腾于天际，自此再无音讯。至于林彪究竟抱有何种意图，他是否意图逃离，是前往大连、广州，亦或是苏联或是蒙古，这一切的谜团，俱随着坠毁的残骸一同湮没于无形之中。

照片：山海关场站参谋长佟玉春

亲历“九一三”事件，我亲身见证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在那个紧张的时刻，我曾下令派遣油料车，意图阻止林彪的专机起飞。

佟玉春 口述，舒云 整理

一

1971年9月12日，18时30分，山海关机场值班调度员李万香传来报告：一架来自北京的专机即将抵达。身为场站参谋长，我负责确保专机的安全，遂即刻赶赴现场进行指挥。然而，专机的到来却迟迟未能如约而至。直至20时10分，才有确切消息传来，专机即将降临。

20点15分整，一架三叉戟专机缓缓降落于山海关机场。我迅速走到专机旁，准备迎接。按照惯例，每当首长乘机抵达或离港，机场的领导们都会亲自前来迎接与送别。我目睹了林彪之子林立果从机舱中步出，紧随其后的是一位身着军装的男士（后来方才得知，此人乃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副处长刘沛丰）。

林立果三天两头便来，频繁相见。他与我致以问候，正准备乘车离去，却忽然意识到北戴河并未安排车辆前来接应。

真是令人惊讶！为何中直机关未派遣车辆？我立刻指示场站值班员与北戴河取得联系。林立果面露焦虑，仿佛正遭遇紧急状况。他无法等待北戴河的车辆到来，便向我请求提供车辆。记得在1969年场站成立之初，上级曾拨发了6辆全新的吉普车，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资源。北海舰队机场独一无二。

吉普车迅疾而至，林立果示意司机下车，自己则迅速占据了司机的座位。刘沛丰随后登车，林立果即刻发动车辆，疾驰而去。我察觉到林立果误入了歧途。夜幕低垂，加之他对机场道路不甚熟悉，车辆误入了负责维修飞机的机库。

我立刻赶至现场，目睹林立果的车辆撞击车库门后熄火停驻。他试图倒车，却屡屡无法启动引擎。我迅速调度了一辆吉普车支援，林立果未多言，换上新车后，与刘沛丰迅速驱车离去。

我愈发感到忧虑重重，从山海关机场至北戴河的距离超过四十公里，加之路况不佳，白天车辆稀少，夜间更是车流稀疏。若是林立果的车辆途中突然熄火，前后均无村店可依，他将陷入无计可施的困境。

我与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商议：鉴于他驾驶的是我们机场的车辆，生怕途中发生意外，我决定亲自上路一探究竟。

在潘站长与史政委的允可下，我再度调配了一辆吉普车，沿着道路一路追寻至北戴河西山的大门前，却依旧未能寻觅到那辆吉普车的踪迹。至此，我方才安心地返回山海关机场。

“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我才得知林立果在途径秦皇岛时，遭遇了北戴河方面派来迎接他的车辆。他随即更换了乘坐的吉普车，改乘小汽车返回北戴河。而那辆吉普车，则由前来接应的司机驾驶，一同返回了北戴河。

当我抵达山海关机场时，时间已近晚上十点。由于专机恰巧停泊于此，潘浩与史岳龙依旧坚守在机场内那间平房——李海彬的调度室。李海彬，身为空军专机师的调度室主任，每年夏季都会被派遣至山海关执行坐镇任务。这间简朴的平房既是他的调度中心，亦是他临时的居所。每当专机抵达或起飞于山海关机场，李海彬便会通知我们场站调度室，以便进行相应的指挥工作。

我询问具体情况，潘浩回应道，专机将于次日清晨7点起飞。自1970年引进三叉戟飞机以来，我们山海关机场虽曾接待过该型号飞机，但无一例外，均为当日抵达、当日离去的短暂停留，至今未曾有飞机在此过夜的情形。

我步履沉重地回到机场的宿舍，时针已指向了子夜时分。我心中不禁纳闷，北戴河方面为何没有派遣人员来接应林立果，而林立果的面色也显得异常紧绷，仿佛即将有重大变故发生。尽管我无法理解其中的缘由，却始终怀着一线希望，祈祷山海关机场能平安无事。身为参谋长，我的职责至关重要。于是，我入睡时并未脱去外衣。

大约在23点30分，居住在我隔壁的政委史岳龙急促地敲响了我的房门，催促我火速前往他家。史政委随后告知我，李万香曾电话报告潘站长，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接连两次来电。首次通话中，李作鹏询问了当天下午是否有飞机抵达山海关机场，以及飞机抵达的具体时间。潘站长对此事并未予以重视，仅是将情况告知了他。然而，仅过十分钟，李作鹏便再次来电，询问飞机的具体型号。潘站长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焦虑，于是拨通了史政委的电话。

此刻，潘站长亦抵达了史政委的居所。我们三人皆认为此事非同小可。

我心中始终忐忑不安，坚信有必要立刻将此事上报给海航的上级部门，他们也认同了我的看法。潘浩在电话中向师长张兆发报告，告知有紧急情况，要求师部立即派人前来。师部位于辽宁锦西，需乘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才能抵达，因此我们当时仍需自行寻求解决方案。

我们三人夜以继日地赶往机场，途中还将副站长赵雅辉紧急唤醒，向他详细说明了情况。随后，我们四人迅速赶至场站调度室。李万香汇报说，在0点6分，李作鹏政委再次来电，依旧强调飞机起飞必须遵从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以及他本人的指示，即便其他领导批准，亦不得擅自起飞。

李作鹏进而追问，究竟是谁下令，并要求立即向他汇报。我心中更是震惊不已，事情似乎真的即将迎来重大转折。值班员李万香亦传来报告，称李海彬已预定了两辆油罐车，正在加注燃油。

二

当前形势紧迫，确保专机安全成为我们首要责任。我向潘站长提出建议，是否直接与李作鹏政委进行沟通？抵达指挥所后，我将通过保密通信设备联系海军总机，随后将电话转交给潘浩，由他直接与李作鹏政委进行对话。

李作鹏再次复述了电话中的言辞。我旁边提醒潘浩，飞机正进行加油，若强行起飞将如何应对？李作鹏似乎对此未料及，稍作犹豫后表示，若需强行起飞，应立即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潘浩随后询问，是否需要通知林彪专机的飞行员潘景寅副政委？李作鹏对此表示赞同。

站长潘浩与副站长赵雅辉前赴潘景寅处传达消息，却未能在其居室内找到人。事后，他们方才得知潘景寅当时正身处隔壁李海彬的调度室内。若当时他们能至调度室一探究竟，或许便能成功通知到潘景寅，然而，潘景寅是否听取消息，则又是另一层考量。

13日凌晨0点15分，我沿着道路步行前往停机坪。尚未行至林彪专机百米之遥，便见林彪乘坐的红旗轿车疾驰而来，于0点22分抵达机场，并停在了专机附近。

我急忙奔向专机旁，只见林立果和刘沛丰率先走下车来，紧接着林彪和叶群也步出车门。叶群高声呼喊：“有人意图加害林副主席，我们必须立刻离开！”她疾步至油车旁，大声命令：“快将油车驶离现场！快将油车驶离现场！”

林立果跃下车，声音急促地高呼：“快，快，快，飞机马上就要启动了！”我目睹了林彪一行人并未等候梯子车缓缓驶近，反而直接沿着驾驶舱旁工作人员所提供的小梯子攀登而上。率先攀登的是刘沛丰，紧随其后的是叶群，林彪亦步亦趋地跟上了他们。

此刻，一辆吉普车驶至停机坪，七八名来自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相继走下车来。他们并未表现出任何情绪，只是木然地注视着林彪等人登机。

林立果匆忙走向专用飞机旁，拿起那里的固定电话。就在这时，林彪的一名随从从专机上走下，后来方才得知，此人正是特设师邰起良。潘景寅随即招呼三位机械师加油，其中李平和张延奎两位机械师迅速攀爬至飞机右翼，开始加油作业。与此同时，特设师邰起良在机舱内紧张地进行飞行前的各项准备。他注意到林彪已经抵达，然而，包括两名副驾驶在内的五名机组成员却尚未到来。于是，他立刻走下飞机，拨通了李海彬的电话。

我阻止了邰起良，严肃地宣告：“未经周总理的批准，这架专机绝不能起飞！”邰起良对我投来一抹异样的目光，但并未开口。林立果将邰起良推上了飞机。邰起良显得犹豫不决，多次回首，目光中流露出一丝不舍。林立果作为最后一人，亦步入了机舱。

我意识到事态的紧迫性非同小可。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已经明确表态，周总理下令禁止这架专机起飞。我当机立断，决定采取极端手段，派遣两辆油罐车来阻止专机起航。我命令油料科长王学高和油料排长王敬之分别驾驶一辆油罐车，驶至距离滑行道出口仅50米处，以此阻挡专机，确保其无法起飞。

日后，诸多人士好奇地询问我，究竟是如何敢拦下林彪的飞机。我回应道：“周总理明确指示不得起飞，无论何人下令，飞机都不得升空，我有绝对的信心！林彪此次登机，仿佛是在逃亡。塔台既未进行调度放行，亦无领航与通信的保障，情形异常至极！”

遗憾的是，我所安排的两辆加油车仅有一辆完成了半数工作。若两车均能顺利到位，无疑将彻底封锁林彪的专机，使其既无法前进，亦无法后退。而那架庞大的三叉戟专机亦无法转身，以驱散这两辆加油车。我即刻命令机场警卫连紧急集合，却不幸疏忽，未携带任何枪械。我急忙赶至外场值班室，取回了一把枪和仅有的三发子弹。

此刻，林彪的专机引擎轰鸣启动。跑道上的灯光尚未点亮，唯有停机坪上的灯光闪烁，而警卫连尚未来临。我朝天连发三枪，意在催促警卫连火速赶到。李万香闻声立刻关闭了停机坪的照明，山海关机场瞬间陷入一片漆黑。

三

此刻，林彪的专用飞机的三台引擎均已启动，轰鸣声震耳欲聋。由于机头灯的照亮，我清晰地目睹了飞机急速穿梭。或许是由于飞行员潘景寅的急切心情，飞机径直冲向了跑道旁那一堆巨大的石块。

这些石材乃跑道维修遗留之物，尚未得及清除。潘景寅强行驾驶飞机转弯，竟转出了90°的大弯，导致专机不得不提前拐弯，其中一个轮子不慎陷入跑道旁的豆田。9月12日，白天的山海关遭遇了大雨，田地间满是泥泞。我急忙驾驶一辆油车前去追赶，但还未等赶到，林彪的专机已猛然加大油门，咆哮着从东向西疾驰进跑道。

尽管专机已消失于视野之外，我仍坚信它尚未起飞，目光不禁投向了西边的秦皇岛方向。与此同时，负责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亦乘车而至，告知我飞机已然起飞。

我与姜作寿同行，前往探视那辆尚未完全到位的油罐车。王学高所领的油罐车并未遵照我的指令驶至预定地点。他显得有些胆怯，声称要下车一探究竟，遂弃车而走。那位司机，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兵，同样未执行我的指令，车辆便停滞在了半途。王敬之目睹油料科长的车辆未能跟上队伍，便借口下车一瞧，也随之离开了油罐车。车中仅剩一名1970年入伍的新兵刘三儿。刘三儿虽将油罐车驶至指定位置，却未熄火。

林彪的专机抵达，空中传来急促的呼喊：“油车快让开！油车快让开！”他惊慌失措，急忙将车辆驶向路边。然而，专机的右翼还是不幸刮到了油车顶部的铁盖，导致铁盖上的木棍弯曲变形，飞机上亦有多处物品受损。转眼间，已过去了一个月，豆子收获完毕，村民们前往田间拾取杂草。他们捡到的一些飞机铝片、灯罩等物品，主动交到了我们手中。我们随即将这些物品如数转交给了中央专案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同志接收了这些物品。

我与姜作寿一同抵达了调度室。随即，我指示李万香即刻通知邻近的雷达站开启设备，对飞机的行踪进行严密监控。林彪的专机先是向西方飞去，随后转弯，直奔赤峰方向而去，雷达的追踪很快便失去了目标。那时，我们尚未意识到林彪的专机已越出国境。直至天明，海航某师的师长张兆发及北海舰队副司令员王天保相继抵达。

在9月13日的下午两点之前，姜作寿拨通了我的电话，告知林彪的专机不幸坠毁，但具体坠毁地点尚不明确。随后，包括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我本人、副站长赵雅辉、油料科长王学高、油料排长王敬之、司机刘三儿以及另一位司机（遗憾的是，我记不起他的名字）在内的八位相关人员，均被召集至沈阳军区，各自撰写了个人材料。待此事处理完毕后，我们便重返机场继续工作。值得庆幸的是，王学高和王敬之并未受到任何处分。

林彪三叉戟飞机残骸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林彪专机失事的原因。空军有份报告，认为林彪专机失事的原因是没油了。 我认为林彪专机失事原因不是没有油了，而是飞机和油车相撞，造成右翼严重受损。

在阅读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所著的书中，我格外留意到三叉戟专机右翼上那直径达40厘米的巨大空洞。该飞机的外壳由铝制成，而油车盖儿则采用铁质，铝的质地相较于铁更为柔韧，铁棍撞击之下都能弯曲变形，由此可见，这架飞机右翼底部所受的损害程度必定相当严重。

三叉戟的每个机翼均配备了油箱，且其右侧机翼下方设有专用加油口。尽管在初时撞击或许无碍，但随着飞行距离达到数百乃至数千公里，加之高空气流及其他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飞机受损区域所承受的压力将远超其他部位，极易引发破裂或引发火灾。

当然，此类分析之独特，我未曾耳闻。然而，我认为这构成了探究“九一三”事件飞机坠毁原因的一个关键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