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的背叛，成为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创的核心因素，而他的一念之差，更是直接导致了朱枫、吴石、陈宝仓、聂曦等革命志士的英勇牺牲。在这群英雄中，朱枫的遭遇尤为令人扼腕叹息。当时，她已抵达舟山，距离大陆近在咫尺，却终究未能顺利逃脱。

实际上，在特务发现她之前，朱枫尚存脱身之机。

“务必将他们的功绩记录在册。”

狂涛汹涌拍击着孤寂的小岛，平静的波光倒映着天际初露的曙光；险恶的虎穴中，忠诚的灵魂得以安放，晨光的到来预示着崭新希望的诞生。

当前，朱枫已决意告别宝岛，重返大陆。1950年二月之初，她特意托人转交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言道：“凤儿将于本月底归来。”

朱枫原本计划选择一个恰当的时刻，与女儿及女婿告别之后悄然离去。然而，事态的突变出乎意料，与她保持联系的台湾地下工委负责人蔡孝乾，不幸落入了保密局特务的掌握之中。

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开，彼时吴石将军正身兼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之职，因而第一时间便获知了此一讯息。尽管蔡孝乾初入囹圄，但凭借多年从事情报工作的敏锐洞察，吴石将军立刻察觉到朱枫暴露身份的潜在危机。

果然不出所料，蔡孝乾迅速便揭露了朱枫的真实身份。

若非蔡孝乾疏于谨慎，朱枫的真实身份或许不至于如此迅速地暴露于世。昔日，蔡孝乾与朱枫会晤之际，竟不慎将朱枫女儿家的电话号码书写于一张纸币之上。待蔡孝乾被捕后，谷正文从中发现此纸币，进而对蔡孝乾进行了严酷的审讯。在谷正文的威逼利诱之下，蔡孝乾终将此电话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

起初，谷正文对蔡孝乾的言辞存有几分疑虑，遂特地拿起电话，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以核实其真伪。

此刻，在吴石将军的热心协助下，朱枫顺利地运用了手中的“特别通行证”，把握住那年2月2日的夜晚，乘坐军用运输机抵达了舟山。

行色匆匆之下，朱枫未能与女儿与女婿作别，仅是在启程前匆匆留下一张便条。实际上，留下一张字条原本无足轻重，然而，朱枫无论如何也没料到，蔡孝乾竟随身携带着那张记有电话号码的台币，更出乎意料的是，狡诈的谷正文竟然拨打了那个电话。

谷正文拨打电话询问：“陈太太现在在家吗？”对方立刻察觉到有诈，迅速回应道：“她已前往舟山。”

这直接产生两个后果。

首先，若非朱枫当时的具体位置被揭露，特务在搜寻目标并实施抓捕时将面临更大难度。倘若她的藏身之地未能迅速被侦知，特务寻访她的过程必然耗费更多时日，而这期间，朱枫或许早已巧妙地匿迹无踪。

其次，这一情况便引起了谷正文对吴石将军的关注。

蔡孝乾被捕后，国民党立即对空中与海上通道实施紧急封锁，其目的在于彻底封闭通往大陆的所有途径，以防地下党成员趁机逃脱。

在那般境遇中，若无特殊关联，常人几乎无法登上飞机，更遑论是搭乘军用飞机前往舟山。谷正文心机深沉，自然立刻联想到，究竟是谁有此能耐，将朱枫送上那架飞机。

随即，一边紧急通知舟山特务站站长沈之岳迅速部署全面搜捕，谷正文亦着手追查朱枫前往舟山的途径。调查最终锁定在了吴石将军的线索上。

忽然之间，朱枫陷入了一片茫然，对于一切事物都感到一无所知。

1950年2月4日的夜晚，朱枫抵达舟山。走出飞机舱门，她径直赶往沈家门，恰逢与父亲熟识的顾孙谋先生。

昔日，顾孙谋身为舟山存济医院的院长，而朱枫的父亲朱云水，曾执掌镇海渔业公会的牛耳。鉴于双方在商业上的往来，彼此间的交情亦颇为深厚。得知朱枫自称为镇海朱雪梅——朱云水的幼女、朱枫的妹妹——的姐姐后，顾孙谋顿时显得格外热情，立刻将朱枫妥善安置于自宅。

顾学勇，顾孙谋之子，忆及往昔，对朱枫的称呼为“朱四小姐”。在他幼年的记忆中，朱枫不仅容貌出众，气质亦佳，待人接物无不显露出大家闺秀的风范。特别是她挥毫泼墨的毛笔字，更令人称羡。那时，顾学勇正值初一，正值寒假在家，因此常向朱枫请教书法等技艺。

昔日，朱枫仅向顾氏家族提及，她计划前往上海采购一批唱片带回台湾销售，因而恳请顾孙谋协助她寻觅一艘船只。然而，关于她真实身份的细节，朱枫始终未曾透露。在随后的数日里，她与顾家人的对话亦未曾触及政治话题。因此，顾家对朱枫实际是一名地下党员的事实，丝毫未有所察觉。

朱枫在顾家停留了整整12日，直至2月18日，不幸遭特务拘捕。换言之，她原本拥有十余天的逃亡期限，却终究未能成行。

理由显而易见，只因缺少船只，致使无法顺利启程。

蔡孝乾被捕后，朱枫的真实身份随之暴露，岛上气氛顿时变得愈发紧张，舟山也迅速进入了战时状态的严格管制。往日里，岛上船只络绎不绝，大小船只频繁往返，商贩们亦常冒险驾船前往上海，以倒卖白糖等货物。然而，在这几天，由于局势的变化，那些平日里频繁出现的船只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艘不见。

顾孙谋一方亦多方搜寻，试图寻求他人协助打探消息，然而，所得到的答复却无不表明，近期无人敢轻易外出。数日之后，他终于成功联系到了一艘驶往上海的船只。

此刻，特务尚未寻获朱枫的踪迹。若朱枫能及时搭上这艘航船，返回大陆的可能性便会显著提升。

然而，鉴于顾孙谋一片好心，那原本唯一的机会便如此轻易地从指缝中溜走。

顾孙谋亲自前往探视那艘船只，发现它仅是一艘规模不大的帆船。鉴于对老友之女安全的深切忧虑，顾孙谋心中难免踌躇，担心这艘船只体积过小，航行途中稳定性不足，倘若发生意外，他难以向老友交代。

他遂对朱枫言道：“这艘船过于狭小，加之海上风浪颇大，我心中颇为挂念。未来几日，将有大型船只靠岸，待你搭乘这些大船离去，方能更为稳妥。”

对此事，朱枫亦表示赞同，于是，朱枫便决定留下。

谈及此事，不得不提，顾孙谋此举，实是出于对朱枫安危的深切忧虑，亦是善意的体现。朱枫之所以同意，主要是因为她当时对自身身份已被揭露一无所知，一张针对她的严密网正悄然收紧，更遑论因紧急管控，大型船只根本无法靠岸。

因此，这一抉择成为了朱枫重返大陆的最后一丝希望，此后，他再无重返之机。

随后，朱枫仍旧留在顾家静候，直至1950年2月18日，即当年农历正月初二，特务终至门前造访。

顾学勇回忆道，那天他与姐姐顾雪琴及父亲友人陈鹤年正于家中与朱枫交谈，突然两名身着墨绿色风衣的人急匆匆地冲至门口，径直询问：“朱枫在此吗？”

这句话一经出口，朱枫即刻察觉到了事态的异常。

朱枫，这名在党内广为人知的化名，实则源自她的本名朱桂凤。她认为“朱桂凤”这个名字过于陈旧，遂将其更改为“朱谌之”。然而，在组织之外，鲜有人知晓她还有这样一个名字。

故而，一经陌生人唤出那名，朱枫便立刻意识到，自己必定是走漏了风声。

面对如此情境，朱枫展现出了非凡的镇定。据顾学勇所述，当时两名便衣要求朱枫随他们同行，朱枫却镇定自若地起身，披上大衣，向屋内众人轻轻点头示意，随后便从容不迫地离去。

朱枫内心的所思所想无人能够确切知晓，但她的神态透露出一种超乎寻常的镇定。即便深知此行九死一生，她依旧能够保持这般的冷静与从容。或许，这既是因为她不愿将顾家卷入其中，另一方面，这也充分展现了她面对生死毫无畏惧、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

朱枫一旦被带走，顾孙谋便曾试图借助人脉之力，寻求途径将她解救，意图寻找人脉协助保释，然而始终未能获得任何进展。直至后来，他方才明了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

被捕后，朱枫一度高烧不退，原因既是对地下党组织安危的忧虑，也是由于受寒所致。在病榻之上，她向看守者请求了一杯热水。彼时，她已下定决心，不惜牺牲自己，以避免党组织遭受更大的损失。

她颈间始终悬挂着一串金光闪闪的项链，其上镶嵌着一枚金色的锁片。而她那件大衣的肩衬内，巧妙地藏匿着一对手镯，金光闪烁。在守卫疏于注意之际，朱枫迅速将这些珍宝捏碎，于黑暗中伴着热水，一口吞下。

随后，朱枫骤然遭遇剧痛的袭击，但她强忍着剧痛，未曾发出一声呻吟，直至昏厥过去。直至次日清晨，看守人员方才察觉她蜷缩在原地，毫无动静。

鉴于朱枫身份的极其重要，蒋经国下达严令，务必要确保这位“共谍”性命无虞。于是，朱枫被紧急送往台北进行救治，经过一番紧张的抢救，她终究保住了宝贵的生命。

紧接着，特务们对朱枫实施了心理攻势，并精心策划了一套“生活上施以优待、谈话中施以抚慰、接触时保持和善、以情感打动”的劝降策略。然而，朱枫始终坚贞不屈。面对这一手段的无效，特务们转而采取了残酷的刑讯手段，轮番施以各种酷刑，但朱枫依旧信念如初，毫不动摇。

1950年6月10日，朱枫于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时年仅有45岁。她，曾是出身豪门的“朱四小姐”，然而，为了中国革命的崇高事业，她毅然放弃了优渥的生活，直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正因有如她这般的前辈英勇献身，我们才得以享有今日的和平。她们的牺牲与奋斗，将永远铭刻在后世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