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对伟大人物无敬意幻想的背后

01：“我对杰出人物的敬仰与憧憬已逐渐淡去。”

生不得，死亦无憾。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位于重庆南山的郁郁松林之中，一抹微弱的油灯光影下，父亲常常为幼时的许倬云讲述着那些历史名臣的精彩奏议，诸如这篇出自欧阳修之手的《泷冈阡表》。

彼时，许倬云一家的身影奔波于逃亡之路。尚不满十岁的许倬云亲历了连番轰炸与炮火的洗礼，目睹了无数民众流离失所的悲惨图景。尤其是在万县遭受大规模轰炸之后，他从防空洞归家的途中，目击了电线悬挂的半具尸体、树根旁裸露的残肢，还有一具头颅不存的女子遗体，以及一个正在哺乳的婴儿……即便多年过去，已成为一代史学大师的许倬云，仍难以抹去少年时代所见之惨烈画面。

“或许，鉴于我所处之世已涌现众多自诩为英雄之辈，他们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我对那些被誉为伟大的人物，心中已不再怀有敬畏与幻想。”他如此陈述。

或许正因如此，许倬云在研究历史时，对与普通民众息息相关的事物更为关注，诸如民众的思想与日常生活，而非传统史籍中常记载的政府、国家、战争等议题。退休之后，他更是全身心投入于大众史学的创作，从而成为国内享有盛誉的大众史学家之一。

费孝通、许倬云、金耀基先生。

02：记民生史

1930年，许倬云在福建厦门降临人世。其家族源远流长，乃一士大夫世家，自乾隆年间自福建迁至无锡，代代相传，书香门第。许倬云的父亲，许伯翔，曾毕业于南京曾国藩所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年方十八，便担起了炮艇副长的重任。许倬云幼时，因手脚发育不全，无法行走，亦无法入学。于是，父亲的书房便成了他的私人学堂，直至抗战结束，重返无锡故里，许倬云方得以直接步入高中校园。

1949年，许倬云踏入台湾大学，最初选择的是外文系。然而，他的国文和历史成绩却引起了阅卷老师的特别关注，于是这些成绩单被呈递给了当时的校长傅斯年。傅斯年审视后，坚定地说：“你应该选择历史系。”次年，许倬云成功转入历史系，从此将历史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台湾大学的学业结束后，在胡适先生的指导与支持下，许倬云获得了一项奖学金，前往芝加哥大学深造博士学位，并拜顾立雅为师。顾立雅是美国的资深汉学家，专攻古代金文研究。

1962年，年届三十二岁的许倬云重返宝岛台湾，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及台湾大学担任教职。转至1970年，他再度踏上美国土地，在匹兹堡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此后，他选择留在匹兹堡大学，全身心投入于历史学的深入研究。

许倬云曾自述：“我的学术思维框架，乃是一个由四个三角关系构成的立体结构。这种结构的本质，实则是一种系统分析，其中包含四个核心系统：文化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以及政治系统。每个系统内部又可细分为若干层级，而这些子系统均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我的历史观核心在于‘动态’二字，历史始终在演变，而世间唯一恒定不变的事物，便是变化本身。”鉴于此，许倬云将他的历史研究方法比作“在时间轴上绘制切面”，“此处一个切面，彼处另一个切面，通过对比前后切面之间的分合变化，便能洞察历史变迁之所在。”

从文化的视角阐述“中国”的诞生，这同样也是近年来国内出版的众多“讲述中国”、“讲述历史”类图书的共同愿景——为民众叙述历史。

许倬云曾言，我国大学的课程体系源于西方，采取分科系的教学模式。相较之下，我国古代的“太学”则不设分科，更注重全面的人文素养培养。而现今，我国大学的教育侧重于专业分科，学生所接受的历史教育亦然。史学专业旨在为学生奠定史学研究的基础知识及研究方法。因此，历史论文主要面向历史学家，而非普通大众。

它包括文学、艺术以及音乐，它们共同激发并深化我们的内心情感。历史，它不仅关乎认识自我，更是强化自我认知的基石。人们唯有了解过去，方能洞悉现在，进而展望未来。因此，史学理应为大众奠定“自我认知”的坚实知识基础。

多年来，尤其是步入退休生活之后，卸下了专业学科的沉重职业压力，我得以全心全意投入到大众史学的创作之中。在退休前，我也曾投身于面向公众的职业，为报刊撰写社论。在台湾“改革开放”的时期，我积极投身新闻界，致力于将我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传授给大众，帮助他们理解社会发展的趋势。

03：“中国”历经千年演变。

“中国”二字，并非单纯指代一个国家或政治实体，亦非今日主权国家所能简单界定，更非单一的文化体系。它代表着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在广袤的土地上，由众多源自不同地域的人们共同生活、历经数千年演变而形成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的生命、命运和未来紧密相连，息息相关。

形成如此庞大的集体，绝非“主权”或“血统”二字所能概括。因此，我综合了四五种不同的要素，构建了一个相互交织、相互牵制的网络体系。这一体系并非短期形成，而是历经数千甚至上万年的演变而成。时至今日，这个体系依然保持其具体性，这得益于其核心——一个历经多年锤炼、融合而成的精髓。

中华文明，源于中原大地，汇聚各方河流，奔腾至东亚，延绵至亚洲，最终汇入浩瀚无垠的海洋——那便是世界的海洋。在这片天下，全球人类共有的海洋，始终是中华儿女憧憬的理想之地。孔子所言的“安人”、“安百姓”，所指的并非仅仅是国界之内的安宁，而是面向全世界的和谐共融。

在西周时期，逐渐形成的“天下”理念，昭示着文明乃全人类共享，无分国界。因此，这一文化传承，即我们认同的文化体系，本质上契合于大同世界的理想境地。大同之世的理想境界，虽难一蹴而就，却始终是一个值得追求的愿景：尤其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这一理念更显其适用性和价值。

04：中国哲学：不卑不亢

在这里，我们见证了经济层面的互通有无，以及观念上的多元融合——不同族群间相互包容、共同协调。在文化层面，长期积淀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即中国的以人为本的哲学。这种哲学并非仰赖于神明，亦非依托于神秘力量，亦非单凭科学的理性，而是根植于人自身的天性。天性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独特的文化系统。这一系统包含了积极向前的儒家思想，以及平和淡泊、内敛的道家理念。它将外向与内敛、积极与退让、刚健与柔顺相互融合，形成了一套灵活自如的人生观。这套观念使得中国人在面对困难时能够坚韧不拔，而得意时又能保持谦逊，不至忘形。

这个共同体在全球历史上是否独一无二？虽然存在过一些相似形态，但它们各有特色。比如罗马共同体，尽管与之一致，却带有强烈的排他性，罗马人自视甚高。英国在日不落帝国时期，其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内部有着不同的等级、自治领和地位，尽管相对宽容，但英格兰人仍被视为英伦三岛的主人。基督教作为一种广泛认知的宗教，其本质具有排他性，它视自己为神的宗教，而非基于人类理念，因此与英国的体系相比，中国的体系也有所不同。展望未来，世界正朝着全球化方向发展。中国作为东亚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大国，拥有数千年的经验。中国将如何以独特的方式与其他国家、族群和单位建立关系，共同生存和发展，将是未来的一大课题。

民间自治

在我国广阔的疆域之内，我们观察到一些国家既不热衷于征战，也不以武力征服他国，这些国家被明文记载为“不征争之国”。此外，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国家，它们通过贡赋和共同让步来建立和谐的关系，形成了紧密的内圈；同时，国内存在如土吐司等半自治区域，以及蒙古、西藏等地的高度自治单位。这些现象在未来全球化的庞大组织结构中恐怕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不同层次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将共同构成一个相互依存、共居于地球之上的庞大共同体。这正是我撰写本书的主要原因。面对中国再次回归地区领导者的地位，在这个全球性的大系统中，中国将承担比以往更为重要、更为广泛的角色。

为了确保我国在国际上的长期稳定地位，有两个关键因素不可或缺。首先，中央政府并非高度集权，从省、县直至乡村，每个层级都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以过去的县政府为例，除了县令、两位秘书以及大约十几名工作人员，他们的运作主要依靠什么？

在民间，存在一种无形中的自我治理。这种治理的力量源自何处？它来源于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地方杰出人物。他们或许并不富裕，出身也不一定显赫，然而，凭借其良好的品格和对人的关爱，他们成为了当地受人尊敬的领袖。他们既非当今的暴发户，亦非往日的恶势力，而是那个地区受人敬仰的所谓士绅。值得注意的是，士绅并不一定拥有官职。

在我青春年少之时，故里那些士绅大体上掌管了当地的社会福利事务。无论是救济贫苦、赡养老人，还是抚养孤儿、庇护寡妇，以及收容无家可归者，这一切均由他们负责经营。尽管他们财力有限，但他们凭借着信誉，携手合作，向商家表明心意，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出资援助，尽己所能，长期积累信用。工商业者亦乐于慷慨解囊。这些士绅虽不领取薪俸，但他们的言辞颇具分量，实属难得。

祖父提及，自太平军之乱以来，那段岁月动荡不安。他回忆往昔，从清朝入关，江南地区血流成河，再到太平军兴起，两军激战，其间长达二百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无锡之地未曾有过兵戈相见，兵影未曾现于乡野。他感慨道，两百年来，乡民鲜见兵卒。十四州县皆同此境遇。家业昌盛，户籍充实，族群和睦，这样的局面非易达成，非赖官府之力，而是得益于民间自治之力。

因此，我认为我们过往的经历，虽不能称之为完全一致，却无疑比单纯的法律规定更为和谐愉悦。这体现了一种优良的传统，一种自上而下普遍遵循的理念。这种理念无需刑法的威慑，无需牢狱的束缚，也不依赖教堂的说教，而是通过世代相传的教养，学校教育所传授的书籍与教材中所蕴含的理念，共同塑造了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