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中，沈从文的处境像是掉入到了二泉印月的悲凉曲调中，书中引用沈从文的话说：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了三十年，工作很少得到支持，还受到诸多屈辱，工作环境和条件极端苛刻。对于这样的说辞，历史博物馆及国家文物局的往日领导听后，心情是复杂而微妙。

早年在历史博物馆受到排挤打压的沈从文，有一天遇见他昔年的老友，当时已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沈从文叫一声西谛后，已是泪眼双行，郑振铎是1949年建国后首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作为副手是副局长。1955年8月，王冶秋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升任文化部副部长，还是直接分管文物局。此后不久，沈从文不再是在做些抄写文字的文员，当上了博物馆研究员，且从全国政协第二届会仪时起，沈从文就已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并一直连任。1959年4月，沈从文出席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还作了题为《关于文物“古为今用”问题》书面发言。在国博图书资料部至今还保存着一张1957年1月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工单。上面清晰显示着沈从文当时的级别为4级，月工资为201.5元，其社会地位与经济条件远超出一般菩提人的想象。

1952年7月，沈从文和傅振伦、姚鉴等5人成为历史博物馆首批文物收购组成员。沈从文有写日记的习惯，在现在已经公开的1953年3月的几则日记中写道：凡事禀承馆中首长——馆长，主任、组长……要作什么即作什么，实事求是作一小职员，一切会好得多。对人，对我，对事，都比较有益。”1978年5月沈从文在给胡乔木信中讲，仅在1952年前后约40天，他“一共大约看了八九十家大小文物商店，经手过眼了大几十万各种各样文物”。他还自费购买《阿房宫图》等一些有价值的文物，捐赠给历史博物馆等单位。但这件事，实在是令王冶秋和馆领导都很不高兴的一件事情。有必要说明一下，1949年，郑振铎成为主管全国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的领导人，他担任局长后不久，跟王冶秋等人共同倡议，从事文物工作的人，都不要去购买和收藏文物，这本来是行业基本的职业操守，王冶秋执行得很好，从事文物保护近40年，自始至终不曾染指一件文物，家里连一件复仿制的工艺品都不曾陈设。 因为这个原因， 从 1957年3月起，沈从文不再参加博物馆文物收购组工作。

1961年初夏 ，沈从文主动来到中国作协王府大街64号办公楼，对副秘书长张僖说：“想写点东西，打算去四川，动笔写酝酿已久的一部长篇小说，” 6月21日，中国作协办公室给作协四川分会负责人沙汀发出一封公函，请对他的住宿等问题作安排。并向历史博物馆领导为他请准了创作假。但是，作协6月23日突然致电沙汀，告知领导又重新安排沈从文到青岛休息。

1961年冬天，中国作协组织沈从文等一批作家去井冈山体验生活。可是四个多月后返京，长篇小说一字未落，只是与同去的作家们互相唱和，有生以来第一次留下了一组旧体诗。 “要知道1959年至1961年是什么年份，是中国正经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苦日子时期，这时候组织安排沈从文携带家属到下面去写作，是特殊的保护和照顾，沈从文心里也是清楚的。 但最终一篇作品也没有完整地写出来，夫人张兆和谈及原因：“堂哥牺牲了，堂嫂还在，从文从她那里收集了一些材料。，记了好几本。他想写，但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

从1957年到1962年这五年的经历看，沈从文虽然工作单位在历史博物馆，但实际上整个身心都在作家协会，在做着文学创作方面的事情。这与李斌所写的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编撰经过中的缘起时间产生了矛盾，在李斌的文章一开始就提出：早在1960年4月，沈从文在给大哥的信中，就透露了准备编写一部中国服装史的计划。但这一工作没有立即受到历史博物馆领导的重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